必要性、规范性和灵活性：高校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的思考

一、更加深刻地认识

劳动教育必修课开设的必要性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是明确并保障劳动教育地位的必需之举。

因为课程是教育的主渠道，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受益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环节。只有成为课程，劳动教育才能找到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稳定平台和载体。如果没有课程，只是以活动化、碎片化的方式来推进，劳动教育很容易被虚化、弱化。

另一方面，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也是落实新时代劳动教育新要求的必需之举。建党百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每个时期，开展劳动教育的要求都有所不同，新时代是更加丰富、更加综合，特别是强调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的高度，向学生讲明白，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创造人类、创造社会、创造财富、创造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础要求。因而劳动教育就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教育的根本需要。劳动教育绝不是在德智体美四育之后加长“板凳”，叨陪末座，顾得上就考虑，顾不上就放一放，而是在对德智体美都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同时，又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尤其要强调劳动价值观的强化，要在大学生三观形成和稳定的时期，首先解决“爱劳动”的劳动价值观的巩固问题，然后解决“会劳动”的劳动技能、专业知识的掌握问题，解决“懂劳动”的基础性、通识性的劳动科学的认知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不懂得、不了解劳动的情况概括为“劳盲”，过去有“文盲”，后来有“法盲”“美盲”，这些“盲”都快“扫”掉了，现在我们大学生中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劳盲”，一些同学大学都毕业了，还不懂得要靠自身劳动创造价值，不懂得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意义，还会“躺平”“啃老”，“慢就业”甚至“不就业”，还要靠父母来供养；一些大学生不懂得劳动对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性作用，不懂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甚至拒斥体力劳动、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劳动伦理、劳动品德要求，也不懂得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劳动安全等基础知识。

解决这些观念性、知识性认知问题，就需要劳动教育课程，这对每个专业的大学生都是需要的。

前几天，有一所高校商学院就邀请我去给他们的企业家学员讲劳动教育、劳动精神，我发现他们很敏感，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也要发扬劳动精神，要正确把握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建构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体面劳动。这里强调一点，我们倡导的劳动教育是反对“996”和“白加黑”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要实现所有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的。

大学生无论是成长为未来的企业家还是员工，都要对与此相关的劳动伦理、劳动法律和劳动权益保障有所掌握。最近《工会法》做了修改，其中就强调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所以，劳动教育一方面是贯通所有社会制度的，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带有基础性、本源性、贯通性的教育，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突出要求，与立德树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培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认识的高度和宽度上，理解开好这门必修课的必要性，不要随便“打折扣”“搞变通”。

当然，每个高校在32学时中，劳动理论及知识讲授与配套的实践教学、实践体验的学时安排，完全可以因校制宜，不应一概而论。

二、更加扎实地加强

劳动教育必修课建设的规范性

规范化是一门课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一门课程的规范化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队伍、学时学分、教学管理、考核评价等“全链条”的规范化。这在《意见》和《指导纲要》都有底线要求。如在教学目标上，劳动教育必修课就是要紧扣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目标“系统加强劳动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普及与学生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通用劳动科学知识，并经历必要的实践体验”；在教师队伍上，就是“要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在学时学分上，就是“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在教学管理上，就是“要明确机构和人员”，例如，应该有专门的教研室、集体的教研活动、规范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以及教学计划等；在考评上，就是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虽然各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学科专业和资源优势开出有自己特色的劳动教育必修课，但这些基础性的底线要求，都是要落实好的。

在明确了这些规范性要求后，具体如何开设，我们可以在模式上有所探索。前段时间，我们去教育部高教司汇报交流劳动教育必修课建设问题。高教司领导认为这个课确实需要规范和引导，建议我们能否参考《形势与政策》的做法，根据学生成长需要，把该课分模块贯穿到大一至大四不同学期中，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劳动教育必修课确实和《形势与政策》课比较相像，一是二者都存在内容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没有确定学科归属的问题，如劳动教育必修课要传授的通用劳动科学知识，就可能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

二是二者都缺乏专任教师，因为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就很难有培养这类教师的固定团队或稳定平台，很难培养出稳定的、可以完全满足要求的相关学科的专任教师，必须多学科结合、专兼职结合。

三是二者都存在教学部门归属不清的问题，《形势与政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纠结到底归为马院、还是党委宣传部、还是学工部；劳动教育要设教研室，很多学校也不清楚到底该放在马院、教务处还是学生处。

四是学时学分不匹配，劳动教育要求了32学时，但没有给学分；《形势与政策》要求大一至大四每学期都按每周一课时来安排，按一学期16周来算，至少是128学时，8学分，但实际上也只有2学分。这些问题导致《形势与政策》的规范化建设也很难。

但多年来教育部从来没有放弃对这门课规范化建设的努力，1984年至今，已先后四次发布规范其建设的《意见》，中宣部和教育部每学期都会推出这门的时政要点，规范这门课程的内容建设。我本人多年都上过《形势与政策》课，深有体会。我想我们可以借鉴这个模式，首先按照《意见》和《指导纲要》已经明确的底线要求，把这门课开起来，然后分模块贯穿到大一至大四不同学期，达到32学时的要求。

三、更加科学地体现

劳动教育必修课实施的灵活性

我们一定要鼓励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高校充分结合自己的学科专业优势、办学资源优势灵活地开出有自己特色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比如清华大学覆盖面很广的基础工业训练课程（曾长期被称为“金工实习”），就是很生动的劳动教育课程；中国农业大学等农林院校把三农情怀、耕读文化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教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融为一体，就开展得有声有色。至于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学时安排、配套理论学习的劳动实践体验，都可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体现一定的灵活性。

但是，这种灵活性不是任意随便的灵活性，不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而是科学的灵活性，是守正与创新的结合，先守正再创新，守正基础上再创新。

一是坚守底线的灵活性，前面讲的课程规范化建设要坚守的几个底线，在各校的灵活安排中也要坚守。二是准确定位的灵活性，要认识到劳动教育必修课只是高校推进劳动教育的四条重要途径之一，是必需的内容但不是全部，不能以“一课”代替“一育”，以为开了一门必修课就完成劳动教育任务了，不能只在课堂上讲劳动教育、学劳动教育，最后没有劳动体验、劳动实践。三是线上线下结合的灵活性，目前很多高校确实不具备独立开好这门课程的师资，完全可以通过慕课或购买线上成熟课程来开设。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还是要在学习中逐步培养、遴选自己的教师，包括指导学生线上学习的老师，也不能缺少。

从劳动教育是个长期要抓下去的事业来看，培养本校专兼职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是必需的；从高校知识创新、教育教学创新的能力来看，这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