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起陇西》聊起，马伯庸对北大学生说......

写《风起陇西》的时候是2004年，当时我在读大学，忙着写毕业论文。写论文是件很痛苦的事，我为了逃避，就想写点东西。正好那时候手边有《三国志》和福塞斯作品集，我忽然有了灵感，三国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三国谍战故事，好像没人写过，于是就试着动笔了。写毕业论文有多痛苦，灵感就有多澎湃。

但那时候我毕竟只是个大学生，所以里面有很多缺憾之处。不过它给我揭示了一个方法论，告诉我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去寻找创作空间，如何在大时代下描写小人物，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怎样创作一个虚构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诸葛亮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历史人物。但我对于喜欢的历史人物，并不会一味表现其高大上的一面，而是尽量把他做得复杂一点，做得人性一点，这样才是最大的尊重。鲁迅评价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我吸取这个教训，尽量把他往一个普通人的方向写。

对读者来说，我们在读历史小说，其实最终读的并不是历史，而是我们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跟现代人所产生共鸣的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点，找到它的现实意义所在，那么这个小说才有它的价值。

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或者说让读者的沉浸感、体验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故事所处的时空位置和时间节点，人物处在怎样的空间中，这会给读者一种强烈的临场感。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虚构的。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你要保证历史上不能改变，那细节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发挥，做一些想象。

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个夹心饼干。它的最上一层，历史大事件，不要改变，力求真实；它的最下一层，风土人情、典章器物等，也不要改变，力求考据精细。而在中间一层的故事，则可以虚构。因为上下两层有真实性的限制，中间的故事不会跑得太飞，反而更透出质感。

对我来说，在写作中，想象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充分掌握获得足够的历史资料。读的时候也没有特意留意，只是说可能你读的多了，就会产生想法。阅读量足够深厚的话，那么产生灵感的概率就会无限增加。如果平时书基本不读的话，天天就坐着想，我怎么开脑洞？实际上开不出来的。像我写《两京十五日》，里面虽然有很虚构的成分，但历史逻辑都是真实的。当时的人，骑着怎样的马，走过怎样的路，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走的路线是什么样子，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在史料里发现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演绎和发挥。所以，写作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知识的储备，而不是只靠灵光一现的东西。

那就不写了，去跑步，去玩游戏，去看电影，一直玩到灵感回来为止。灵感这个东西像猫一样，你想去抓它的时候它就跑了，但你不理它，它反而会自动坐在你的键盘上。所以我觉得没有灵感的时候，就该放松心态。

只有一条，就是往下写。无论多么幼稚粗糙，无论多么拙劣可笑，无论多么错谬百出，只管一门心思写下去。所有的问题，都会在写作过程中暴露出来，也会在不断创作中得到解答。脑洞和作品的差别，即在于此。

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勤存盘，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