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丨应知应会微手册来啦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组织于1920至1921年间先后成立，分别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和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由镰刀和锤头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刊物——《共产党》。

《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 年11 月创办的一个半公开性理论刊物，至 1921 年停刊，前后共出版了 7 期（目前所看到的只有 1 至 6 期）。16 开本，每期50 页左右，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地址，但每期都在《新青年》上刊出广告启事和要目，假称在广州发售，实际上编辑部就设在上海法租界辅德里 625 号，即主编李达的住所中。《共产党》月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五千多份。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党员，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1919 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会议上指出，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 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即党的最高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一起，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党章，第一次对党的组织建设原则和路线进行了规定。第一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 6 章 29 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1922年7月，中共二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召开。大会正式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序幕。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 20~30日在广州召开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直到现在仍然在使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二大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体现出了党的先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革命重任的坚定信念，对于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 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 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 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新青年》与《前锋》

《新青年》原为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综合性的文化月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同年7月1日，由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杂志创刊，此刊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为指导，以宣传国民运动为主要任务，与同时出版的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一起成为党的宣传喉舌。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大会首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成为党重视并加强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大会通过了《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 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 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 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 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在会议谈到军事斗争问题时，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从此，党开始把创建人民武装、领导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党创建和掌握自己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 9日，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湖南省委组织的铁路工人同时起义，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 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自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于秋收起义后到达这里，它就不再只是一座山， 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山精神的基本内涵有：①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和不懈追求，是井冈山精神的精髓。②实事求是，勇闯新路。不唯书、不唯上，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勇于探索中国革命、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新路子，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容。③艰苦奋斗，敢于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至夺取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④依靠群众，无私奉献。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井冈山精神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情操上的具体体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大革命失败后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创造性总结出来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强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这一道路的率先实践者，并且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支部建在连上

“支部建在连上”是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驻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时，正式提出的建党建军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这就在部队建起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组织保证。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思想建党、政治建党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古田会议（红四军在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确立的建党和建军根本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坚持思想建党原则， 确立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基础，不仅要求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思想上入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对后来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阐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一句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口号。这一口号是毛泽东在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毛泽东在文中对当时党和红军存在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动口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和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选出 63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 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 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即“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苏维埃政权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 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中共五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国内局势迅速逆转。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以挽救革命，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五大”）。中共五大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是自建党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 次代表大会，而国民党领导人也列席了会议， 这是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但是，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却对无产阶级 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 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 召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从1928 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中共六大根据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制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策略，强调“党要用 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 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 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 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同时，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报告分析了农村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政策。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 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思想，堪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辉文献。它的问世，是毛泽东深刻洞察党内外思想动 态，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总结革命经验教训 的结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 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 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 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1924年至 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作了军事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有矛盾， 但仍能维持团结、共同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成果。但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黄埔军校建立

1924年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 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创建伊始，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约占十分之一，到1925年发展为约六分之一，清党前达到约占五分之一。黄埔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是国共两党合 作的产物。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6月1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截止6月底，省港罢工人数达25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1926年夏，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数千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等开赴前线，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镇守 后方，为北伐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结束罢工。这场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 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 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 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 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 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 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 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 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 军事上的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侵华，而蒋介石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中华民族危机不断严重。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反对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正规战，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 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 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于都河北集结，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渡过于都河，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鏖战独树镇

独树镇战役是红25军在长征初期生死攸关的一场恶仗。战斗发生于1934 年11月25日，地点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一带。这一仗，可以说把所有不利条件都凑齐了：前有国民党军第115旅和骑兵团的拦截围堵；后有敌骑兵第5师等部队即将扑来；地形极为不利；天气极端恶劣，恰遇寒流袭来，北风呼啸，寒风凛冽，风雪交加，战前毫无准备， 仓促迎战。有利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红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独树镇一战，红 25军伤亡十分之一。这些烈士遗体后来都埋在七里岗战场西北的一个大坑中。上世纪60年代，当地修路时，老百姓从这里移出了满满一大坑烈士遗骨。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广大指战员与敌人血拼肉搏，最终突破重围进入伏牛山区，继续踏上长征之路。

血战湘江

湘江战役被称为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战役，称其惨烈，是因为经过这场战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役发生在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作战地区是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的湘江两岸。此役，蒋介石调动了其嫡系部队及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决策，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使红军丢掉了机动灵活的法宝，虽然突破了湘江，但也遭遇了红军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害，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岭逶迤

五岭横亘在长江流域以南从西向东，依次是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走廊——湘桂走廊，连接起广袤中国的中南、华南和大西南，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不得不退入深山区，翻越越城岭（当地人称为老山界）， 进入湘西南。老山界是红军出江西后第一座难行的高山，前往华南第一高峰的五岭主峰猫儿山必须通过它。这里山势陡峭，群峰林立，国民党军很难上来。饥寒交加的红军，不得不爬这座大山，寻找新的退却路线。此外，由于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重伤而没有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陈毅，也与项英率部从中央苏区突围来到五岭山脉的油山、梅岭等地后，带领部下坚持游击战争，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直到1937年8月国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和他的部下才从山中的根据地走出。根据双方 协议，南方八省的红色武装改编成新四军投入抗日战争。

青杠坡战斗

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斗打响。青杠坡战斗主要由红三五军团参战，党的两代领导核心、三位国家主席、一位开国总理、五位国防部长、七大开国元帅和五百多位开国将军都在这里参加了战斗，这是中共战争史上参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非常惨烈，红军伤亡3000余人，实在难以再打下去，于是在土城古镇老街上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由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朱老总回青杠坡前线指挥，陈云同志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的笨重物资。红军在当天晚上把浮桥架设好以后，第二天凌晨离开土城，西渡赤水河，也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被称为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得意之笔”这四个字，是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说给他听的。四渡赤水之战，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他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初，作战区域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一带。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按照机动灵活的 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纵横驰骋于40万敌军丛中，在运动中创造战机，一渡赤水是红军 土城青杠坡战斗撤出，来了个金蝉脱壳；二 渡赤水避实就虚，娄山关大捷顺手牵羊，取 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三渡赤 水声东击西，牵着敌人鼻子走；四渡赤水跳 出重围，甩开了敌人追击。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历经大小40余次战斗，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 也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三审打鼓新场

1935年3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苟坝以后，收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 臻的一封紧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立即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因为当时打鼓新场的守军力量非常薄弱；而娄山关大捷之后，红军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需要一次胜利来提升下军队的士气；同时，打鼓新场经济基础好，对红军的军事补给是非常有帮助的。3月10日晚上，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他的的意见未能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成。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提议民主表决，根据投票结果，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仍决定攻打打鼓新场，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10日深夜，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好几里山路，去找周恩来，提出要晚一点下达命令，还是再研究研究，俩人连夜找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分析进 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最终，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作战命令暂缓下达。11日晨，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正是毛泽东对党纪和原则的坚持，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还确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巧渡金沙江

1935年，为了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欲将红军歼灭于川、黔、 滇地区的计划，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他们准备抢渡金沙江，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4月初，毛泽东“调虎离山袭金沙”，扫除了西进的主要障碍；接着巧借“龙云献图”，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当地的地形道路很陌生，仅有一份全省略图且地点路线都很不精确，完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探索，少不了走弯路。巧的是，当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截获了龙云去为给薛岳送物资的汽车，缴获了云南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在云南东部平原的作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1军团接到命令，立即派红4团向禄劝、武定、元谋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没有去过这几个县，决定由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最终 一天中没费一枪一弹就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最后，红军改道皎平渡口，说服船工，打破“夜不渡皎平”的习俗，6艘船连续摆渡 7天 7夜，帮助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5月9日，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骑。

强渡大渡河

1935年，红军长征途径安顺场。由于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红军选定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然后进入四川。渡河的任务落到了红一团一营肩上，25日上午，营长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首先以一条木船从安顺场强 渡成功，占领河对岸。在河对岸又找到两条小船后，在七十多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开始了抢渡，三天三夜共有数千名红军战士渡过了大渡河。此次渡河，在国民党军视为天险 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北上夺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 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冒着大雨，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此时，泸定桥上三分之二的桥板几乎都被川军部队拆掉了，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援13根火墙密布的悬空铁索猛打猛冲，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第二梯队借用了河西街老百姓们的门板、铺板等，紧跟着突击队铺桥板，同时在桥头配备强大火力，最终夺占铁 索桥。随后，红军后续部队攻占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一举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红军翻越大雪山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宝兴县， 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海拔4000多米，山顶终年白雪皑皑，空气稀薄。中央红军多数是南方人， 由于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大部分战士都 长期未得到休养，大雪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 巨大的挑战。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夹金山。他们从凌晨四五点出发，在山脚下的誓师坪进行了短暂休整后开始翻 越夹金山。当时红军战士普遍穿得比较单薄， 当地的百姓用棕皮做成蓑衣用来防御山上 的雨雪，把棉絮、烂布条塞进鞋子里面保暖。沿途喝辣椒水和姜汤御寒。另外，部队还成 立了搜索队、宣传队和医疗队。搜索队负责寻找掉队的红军战士，宣传队负责对大家鼓劲。由于山顶高寒缺氧，加上南方的战士对气候不适应，很多人倒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长眠在茫茫大雪山。牺牲最多的是后勤保障人员，因为他们要背锅碗瓢盆，有时候还要烧开水照顾伤员，很多人掉队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山下的懋功县（今天的小金县）。在侦察过程中，他们与红四方面军不期而遇，双方胜利会师。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首长和中革军委负责人率领中直纵队和中央机关的同志浩浩荡荡翻过夹金山，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18日，中央红军所有部队全部翻越夹金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过草地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长征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松潘草地位于川北至甘南之间，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纵横300公里左右，面积约 1.52万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说它是生命禁区、“死亡陷阱”，是因为这里天气恶劣，沼泽遍布，荒无人烟，除此之外，红军后勤保障的困难，粮食缺乏。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官兵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艰苦的环境顽强抗争，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艰苦的草地行军， 磨炼了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增进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谊。

勇克包座

包座战斗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走出 草地后，打响的第一个战斗。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分成左右两路军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为打通进 入甘南的门户，8月29日，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 发起包座战斗。红军指战员克服人马劳顿、饥寒交迫的困难，采取“围点打援”战法， 至8月31日胜利攻占包座，全歼守敌及敌援军大部，缴获大批装备和物资，使刚刚走 出草地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补充。包座战役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次战役扫清了北上的 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使得国民 党军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吴起镇战役

吴起镇战役是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战斗发生在1935年10月21日。为打退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个尾巴”， 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另3个团，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追击。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兴奋地提笔挥毫，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彭德怀则谦虚地将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回旋乌蒙山

乌蒙山回旋战发生在1936年二三月间，是红2、红6军团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进行的一系列机动作战。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克服天气恶劣、粮食缺乏的困难，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历经大小数十战，往来驰骋，转战上千里。这一战，与四渡赤水之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使红2、红6军团最终以较小的代价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 从绝境中求得了生存。1936年10月，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毛泽东曾风趣地对红二方面军领导说：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

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的决定， 只是将原定从通道直接北上改为转道贵州北上。因此在通道会议后，中央领导层围绕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与北上论者展开争论。根据严峻的形势和为了解决分歧，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会议决定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行军路线，改向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贵州腹地和黔北进军，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黎平转兵”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黎平会议的决策，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把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主张变成了现实，由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它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深陷国民党重兵围堵、面临全军覆没的严重危险，而且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改变了红军面临的严峻军事态势。因此它是党解决严重危机的成功范例。黎平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取得了带有决定性的胜利，为继而展开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

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直抵乌江南岸。此时军情紧急， 而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有不同意见，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抵达猴场的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便在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一次“跨年”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否定“左” 倾领导人提出的“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言论，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 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明确了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 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周恩来同 志后来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此外，会议还指出“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 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 情绪”。同时强调要“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 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 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 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 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 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结束遵义会议、完成了一渡赤水的中央红军，在大年初二的炮声中，从四川跨过三省界河，沿着古老的盐道到了贵州境内，隐蔽进入了毕节市东北面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王稼祥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接替博古对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的意义，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推选和委任党的最高层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次是从组织上彻底清除了王明“左” 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影响，为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第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增强了党内团结， 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坚强的保 证。鸡鸣三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 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又在三省的交界处召开，史称“鸡鸣三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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