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入党，这位血吸虫病防治专家3次递交入党申请！74岁如愿以偿！

苏德隆出身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他基本上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完成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当时，帝国主义的欺凌，反动政府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激发了他朴素的爱国思想。他在学校参加了抵制日货，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

1935年，他在上海医学院毕业留校后，凭着想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热情，跑到上海郊区，为农民防治疾病。但在那时根本得不到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流行起来。

为控制瘟疫的蔓延，他应邀到重庆卫生署工作。但反动政府不管人民的疾苦，防疫工作只是一纸空文。

他在重庆处处碰壁后，就带着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来到血吸虫病流行的广西省宾阳县。但那里也是兵痞土匪如麻，农民生活朝不保夕。目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瘟疫流行的惨景，他不禁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个人的出路产生了怀疑。

不久，苏德隆被国民党卫生署派到中央训练团接受轮训。进训练团，第一件事就是要填表加入国民党。训练团有人诱劝他加入国民党可以升官发财。他说：“国民党名声不大好，我不入。”又有人警告他：“你不要开先例。入党对你有好处，不入对你很不利。”他不畏威胁和利诱，回答道：“莫不是要开除我的职务？请便吧！”就这样，他被视为异己分子，提心吊胆地生活在虎口里，不久，就冒着风险绕道往桂林去了。

1944年，他到美国进修。在那里，他得到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之后又考取了英国庚款留学。1947年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身在国外的苏德隆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1948年冬天，他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回顾这些经历，他深有感触地说：“早年我抱过‘科学救国’的幻想。奔波多载，但一切努力，全部付诸流水。这只能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纵有爱国热情，也难实现自己的心愿。”

1949年，上海解放了。苏德隆怀着好奇和疑虑的心情，在枪炮声尚未完全平息时就大胆地走上街头，去看望解放军。他看到战士们身着破旧的军装，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睡在街头，吃着干粮。他眼前浮现出国民党军队凶狠残暴、欺虐百姓的情景。这鲜明的对比，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他想，国民党大肆喧嚣过“共产主义赤色恐怖”，难道一个主义不好的党能有这样好的军队吗？他说：“这次的印象是我认识共产党的入门，是给我上的第一次生动的党课。”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苏德隆获悉，解放军驻沪部队中有血吸虫病患者。出于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心，他恳切地向接管学校的军管会同志建议采取紧急措施。这个建议得到党的重视。1949年12月，他忽然接到请柬，出席上海医务界宴会。会上，当他听到宣布他任“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简直无法言喻。他积极地参加了动员和组织上海、沪宁、沪杭一带广大医务人员投入抢治的活动。不到一年，患病的战士全部治愈。他回忆起解放前在广西亲眼看到的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倒卧在公路旁，无医无药，呻吟等死的惨景，“对比之下，使我对伟大的共产党油然起敬。”

从这以后，他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民间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江、浙、皖、赣等血吸虫病流行区都留下他的足迹。他曾三次到过余江县邓家埠。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在那里看到的是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凄惨景象。解放后，又在那里看到了千军万马和血吸虫病斗争的动人场面。第三次到邓家埠时，听到了消灭血吸虫病后农民们的欢歌笑语。同一块天地，同一种瘟疫，解放前后，情景却是迥异。苏德隆说：“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知识分子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部分专家、教授和名演员。在座谈中，毛主席亲切地向苏德隆询问：浦江两岸有钉螺没有？消灭血吸虫要多少年？毛主席还嘱咐他说：“你要研究啊！”苏德隆高兴地说：“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的疾苦，同国民党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实有天堂与地狱之别。这使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在这一年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80年，在苏德隆经历了漫长的考验真正入党时，他说：“我看到过国民党，也接触过英美资产阶级政党。他们都是为少数人升官发财服务的，根本不是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他们的政治是没有希望的，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的三十年尽管有曲折、有失误，但还是在前进。少数人的错误不能影响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打倒了‘四人帮’，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大家齐心跟党走，中国就一定大有希望。共产主义是我的理想，这正是我能忍受住一切冲击的力量所在。入了党，我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改造自己。”

▼更多复旦新闻，敬请留意复旦大学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