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悟｜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4年7月，以英国、法国、俄国等为一方的协约国与以德国、奥匈帝国等为一方的同盟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但却波及和影响到许多的国家。1917年8月，中国的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成为协约国的成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1919年1月起，协约国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然而，会议却被英、法、美、日、意等国所操纵，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而且会议竟然规定将德国原来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爱国情绪如火山般爆发出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的各阶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座城市。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下令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没有出席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也正是五四运动与以往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反帝反封建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这种革命从其范畴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由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五四运动之后，虽然革命的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对象也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既然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就成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始终企盼着民族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先进分子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国家与民族的出路，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这其中，有地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有农民阶级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运动，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洋务运动破产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戊戌维新只进行了103天就因为种种原因夭折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男人剪掉了辫子，女人可以放开小脚，国号由大清改称为中华民国，但它并不是人民的国家，中国依然是那样的贫穷落后，依旧是那样的四分五裂，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总爆发。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外交失败，再一次陷于民族危难之中。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回忆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巴黎和会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此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貌。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由此喷发。参加爱国斗争的人员如此广泛，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如此一致地共同行动，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中喊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赋予反帝反封建斗争新的内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并且经历了从学“器物”、学“制度”，再到学“思想”的转变。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它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经过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思想界“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当时，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既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未为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大不一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俄国，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而它在革命胜利后又以反对帝国主义相号召，并且主动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满腔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遗余力地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宣传介绍。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他们自身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使一批和他们有着共同理想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等，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于是有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群体。

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有过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开始意识到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