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今日回眸｜1977，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习近平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逐步得以恢复。但是，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要求，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背离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公开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两个凡是”的推行，不仅压制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正当要求，也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拔乱反正设置了禁区。为冲破这个禁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努力。

寻找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显然，不冲破“两个凡是”，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可能重演。

要从根本上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折，首先要冲破“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开启那扇思想禁锢之门的突破口在哪里?

于是，人们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判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以什么为准绳来认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重要历史是非?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问题。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人们的认识已经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探索中找到的。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发表文章，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土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诞生

1977年12月，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年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干部开始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讨论中也遇到一个突出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在胡耀邦指导下编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材料中，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脸。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两条原则鲜明地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当时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两条原则的启发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党校有关教师也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开始酝酿就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写文章，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到1978年初，他们深感需要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经时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同意，文章由孙长江执笔。到3月初写出文章初稿，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乎与此同时，围绕《光明日报》的一篇约稿，形成了另一个思考的集体。

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他后来回忆说：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年)9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年)1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4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作一些修政。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作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与作者一起将文章作修改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也许是一种巧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社当总编辑。他了解中央党校讨论的情况，到《光明日报》后又看到胡福明的文章，深感文章主题的重要性，就把文章从《哲学》版撤下来，准备在第一版发表。

为了加强文章的现实针对性，他把文章拿到中央党校，委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进一步修改提高。于是，两股思考的力量便聚合到一起了。

此时，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执笔完成了同样主题的文章初稿。拿到《光明日报》的稿子后，由孙长江将两篇文章的内容合在一起进行修改。为了加强现实针对性，文章的标题采用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对稿子作了较大修改，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分析，逻辑更严密，行文更流畅。改成后，又征求了校内外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意见，最后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经杨西光同中央党校商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是因为当时重要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发表要经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审阅同意，而特约评论员文章可以不用送审。而且这个名义也可表明文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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