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的右倾错误

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然而，在党内的一些人中，对这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针对上述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清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则就不能正确地领导抗日战争。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才能保存原有的阵地，特别是要发展新的阵地。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这样，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以上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回国时，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12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的解释。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调中国各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和中国共产党全党团结，这些方面同中共中央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而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则存在分歧。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这些分歧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王明到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未能把握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上是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了。在这一时期，王明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他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2]。

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他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大批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亦不应顾惜。但是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上述部署，没有积极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3]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4]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形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5]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6]

因时局危急，周恩来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延安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意见。12月6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不赞成“跨党”，并提出：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作成一个组织。周恩来答复：“（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7]这样，中共正式拒绝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另组一个大党的主张。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提出，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他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张闻天在讲话中也指出：发展党员，要保证工农手工业者，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使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8]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验证明，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乱戴帽子”，制造“倾向”，随意惩办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两面派行为和小组织活动，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9]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