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工人学党史】搂定宝塔山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79年前的5月23日，阳光西斜时分，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种新鲜的思想所活跃、所启动的青春面容，依然一个个清晰可辨。

坐在毛泽东、朱德左边的女战士叫李伯钊，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四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

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3万里河山。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

1926年，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入党，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员。和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相比，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戈丽。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她与杨尚昆相爱、结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丽。

一年学成回国，来到江西苏区，参与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被《红色中华报》誉为“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刘月华一道，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报“告饶”，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以免干扰工作”和“浪费油电”。

长征路上，李伯钊除了承担上级分配的各种工作，一直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组建宣传队，创作、演出节目，穿梭往来于各部队。和陆定一合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和《打骑兵舞》《红军舞》广泛流传，成为反映革命历史的重要艺术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不久，她和朱德一道被张国焘裹挟，离开了主力红军，离开了丈夫，再度南下川康，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泽之中。几次陷入泥淖难于拔身，虽被战友从死神手里拉出来，却眼看着许多同志没顶于草墩子下面的烂泥汤中。李伯钊坚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分裂主义，被张国焘当作中央红军的奸细，开除党籍。在监督审查的恶劣境遇中，仍然积极参与红军宣传工作，组建了四方面军剧社。直到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将她解救出来，又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艺训练班，并且带着他们三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过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倒下了。著名的红军大夫傅连暲在诊断后给她开的药方旷古罕有，竟是“稀饭二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这样坚强的女性是可以惊倒世界的。而我们可以说，李伯钊用信念和意志，创造了世界文艺史上的奇迹。

党中央在保安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归来召开欢迎晚会。主持者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你吃苦了，受委屈了，不过终于胜利归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揣着手里的红军帽。羊群从坡上漫下来，从身边暖暖走过去。

晚会上，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徐特立用法语唱《马赛曲》，张闻天唱英文歌，叶剑英也来了段粤曲，以表示对二、四方面军的慰问。作为答谢，胜利归来的任弼时高唱了一首俄罗斯的《霹雳拍》，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雅西亚》舞。当大家为朱老总的精彩表演鼓掌时，老总从幕后拉出了李伯钊，说：“她才是我的师傅呀！”

于是全场的热点转到李伯钊身上。她表演一个又一个红军的、苏军的、藏族的、苗族的舞蹈，四个人用三国文字悄悄唱起《国际歌》，倾吐回到党中央身边的欢乐。

几乎在这同时，丁玲也来到陕北。不过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她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一路搏杀着冲出来的。

毛泽东和鲁迅，现代中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在1930年代中期分别为丁玲写过两首诗词，记录了这位女性命运的转折。

1931年，丁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丈夫胡也频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当局枪杀。妻子的回答是：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丁玲遭到敌人的秘密绑架，出狱后，人生的路又该怎么走？丁玲的回答是：找党，千方百计去陕北找党。暗夜每进逼一次，她便朝光明迈进一步。敌人射过来的枪弹，每次都被她反弹回去。

听听这位对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对友人的倾诉吧：“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无法向人民表明心意。”

丁玲被绑架后，曾误传被害，整个进步社会的愤怒被点燃了。鲁迅极其悲愤地写下《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何止是悼念一条生命？那心灵中的深广忧愤，不啻给死寂的社会奏响了一首哀乐。

1936年9月，党中央同意丁玲去陕北。宋庆龄先生送来350元表示祝愿。到达西安后，组织上曾征询她能不能去法国，运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她谢绝了。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丁玲写道，“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投入到母亲的怀抱”。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国牙科医师家中，等候组织的决定。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向我们介绍，有天，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领着刚从陕北归来的斯诺来看望她。大家热切地听着斯诺讲述和毛泽东、朱德的会见，讲述那块宝塔红星照耀下的国土。四个人关上房门，用中、英、德三国文字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去陕北的路上，在洛川停了一天，要在这里下车，策马前行。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和女同伴学习骑马的要领。以土炕当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第二天，在别人的帮助下刚登上马背，稍一适应，便在陕北的长风流云追逐下，忍不住勒缰小跑起来。

1936年10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毛泽东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个月后，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丁玲任总干事长。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要文武双全了。

会后，丁玲即刻奔赴陇东前线。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她。词云：“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用一种全新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丁玲，也描绘了一个与鲁迅笔下那个“夜气如磐”的世界迥然相异的新天地。

1985年4月，这位已经82岁的文坛前辈，在饱经沧桑之后，由笔者陪同经西安重返延安。时值清明，春风吹绿了延河两岸的宝塔山、清凉山。她在万佛洞感慨万端地吟道：“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听来浅白，却是何等的举重若轻。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

“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1990年代初冬，在浙江医院的一个病房，冼星海夫人钱韵铃对我们说。窗外，初冬的西子湖雾色迷蒙，仍有绿意渗化在濡湿的空气中。“我们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结合的。”

钱韵铃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送母亲去武汉时，参加了当地的海星歌咏队。1937年4月，冼星海到达武汉，参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进步文艺工作。他带领歌咏队在街头宣传，搞火炬游行，教民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嗓子唱哑了，便用钢琴教。有次举行江心歌咏大会，星海站在船上通宵达旦地指挥。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与他握手，问：是冼先生吗？辛苦了。俩人现场促膝聊起天来。又有一次，周恩来问他，头发这么长了怎么不理？冼答：顾不上呀！周便找来理发员，指着星海说：看，我给你找了个多好的主顾。

当时星海已经提出要去延安，但田汉不愿让这位合作者走，便又待了半年。到秋天，他接到朋友的来信和电报，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邀请他任教。他便找周恩来，要求北上。恩来说：延安很苦噢。星海说：不怕，再苦，也苦不过法国——在法国他几乎饿死，靠拉提琴沿街乞食。周恩来同意了，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

这时，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钱韵铃已经由相识到相爱，并在7月份订了婚。10月1号，两人摆脱特务的跟踪，在一个小站登上了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一路上日寇飞机追击轰炸，时走时停。有时还得下车疏散，星海便一手拉着钱韵铃，一手提着法国老师送给他的提琴，在山野间飞跑。

到西安后，有人劝他俩不要去延安，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星海说，这里的抗日救亡歌咏队，都被国民党解散了，成了什么世界？我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俩化装成华侨夫妇，坐着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宝塔山下，受到沙可夫、吕骥、林默涵等人的迎接。

1938年春天，冼星海去延安医院看望受伤的光未然（张光年）。据光未然后来在北京崇文门寓所给我们介绍，那次他是在山西受伤，部队用担架抬了700里来延安的。为了给他拍X光、做手术，延安局部停电。

这两位多次合作词曲的老朋友，而今聚首在宝塔山下，都希望能够给延安献上一部新作品。光未然当时正在酝酿写作长诗《黄河》，便和星海商量，不如重新立意，改成大合唱歌词。三月末的一个晚上，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开始口授，友人笔录，五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立即请来星海听朗诵。听完最后一句，星海忽地站起来，一把抓过稿纸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延安的春天，寒气袭人。冼星海在屋子里还穿着棉大衣、毡靴，腰里扎根皮带，心却在激昂的旋律中飞扬、燃烧。烟嘴断了，用毛笔杆代用。怀孕已经七个月的钱韵铃想办法搞来了一点肉，正在炉火上炖着。小方桌旁摆着一碟同志们送的白糖。星海一边吃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唱，不时用手打着节拍。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有时用提琴奏一段，有时就让妻子唱。第一曲写完，星海冲动地站起来吼着“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哈哈哈哈……”窑洞沉浸在一片昂奋的春意中。

每天早晨，演剧三队来人取走新谱好的曲子。根据大家的意见，他曾将《黄河颂》《黄河怨》重写了一遍。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联合公演。李焕之、李鹰航、王元方这几位以后成为大音乐家的“鲁艺人”，都参加了演出。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二胡音箱以炮弹壳作原料。观众沸腾了。人群中的毛泽东连声道“好、好、好。”冼星海满脸泪光。

两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冼妮娜在诞生了大合唱的那个窑洞中诞生了。

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难，我们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听说延安来了人，愿意立即就谈，要我们到里屋去。

1940年，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时写作、编辑《文艺阵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经过郭沫若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各种麻烦，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烽一道启程北上了。

他们是蹲过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的难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鲁艺工作过一段，后又被派回内地。

这次，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身材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罗烽自告奋勇担任勤务兵。

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叮咛他们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怀疑。万一被扣，立即电告郭沫若，这边可以利用《新华日报》平台，通过舆论揭露当局。

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颠簸到宝鸡，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结伴同行。先坐火车到耀县，然后转乘驴车。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道不尽的跌宕起伏、风险迭出。“勤务兵”罗烽每到一处，便忙着搬东西、打洗脸水。

他们来到耀县城外，天已擦黑。军警开箱检查，并用手电直射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来收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烽口气很是凌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峰报告。”军警慌了，只好告以实情：“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

过了铜川，盘查更紧。还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车同行。他们挑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以为掩护，从此才稍稍安宁。熟悉之后，这位饱受嫡系部队歧视的军官还向他们倾吐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

洛川、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陕北高原一派萧索，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不由悲从中来——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苦难的祖国！地平线上有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蓦地缄默了。追寻半生的旅人，来到人生的分界线，心头浮起一种庄严。没有人提议，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高声唱起了《国际歌》。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们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给太阳》）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买了一只鸡、一点肉，以庆贺夙愿的实现。

1941年3月8日，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洗尘。艾青被分配到边区文协，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还记得，动手收拾新居时，彭真跑过来说：“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连人，可以帮忙。”

声名卓著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老人高大、健朗，整个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疗养——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为了工作。住在远郊可以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编自己的作品。说到身体，老人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

“要问我怎样去的延安，”老人带一点笑意，“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待，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

说来话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著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在武汉会合了。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爱国精神所激发，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

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商议，亲约袁牧之面谈。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大家开始积极筹备起来。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吴印咸答应了，打算拍完就回沪。同时，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便摄影机和少量胶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

事有凑巧，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专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伊文思的敌后之行，几次据理力争，仍不予批准。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将他使用的35毫米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及一些胶片，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资料，向国外广做宣传。出于安全的考虑，组织决定委托刚到武汉、还未引起当局注意的吴印咸出面接受这批器材。两人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见面了，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连连用中国话说：“延安！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