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百年校史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专题（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校长——徐懋庸

红色基因是历史沉淀，是历史真正厚重之所在。百年老校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校史中蕴含丰富红色资源，我们从百年校史的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力量，“学党史、铭党恩，知校史、担使命”。通过挖掘百年校史中的红色人物，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引导广大师生赓续民师精神，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徐懋庸(1910年-1977年)，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下管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长，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著有《徐懋庸杂文集》、《徐懋庸回忆录》等。

1910年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从小聪颖好学，刚满5岁就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因贫穷，小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做生意，但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身上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

“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自然风光他，便以此来感悟唐诗中的意境。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

徐懋庸初次知道“鲁迅”是在13岁那年，老师的教诲，书籍的影响在徐懋庸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子，从此以后，徐懋庸热烈地爱上了鲁迅。

“我所受于鲁迅的影响，非常之广而深的，首先最重要的当然要算是鲁迅影响他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此外，在工作作风、生活态度方面，我有意无意地学习鲁迅之处也很多。”从文艺兴趣上说，徐懋庸成了鲁迅迷;从思想上说，徐懋庸成了"鲁迅派”;凡是鲁迅的作品，或著或译，只要是印行了的，他每字都读过。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徐懋庸少年就喜欢写诗、作文以自励。在教书之余共作了40多首诗，写了七、八篇小说。“做诗入了魔，连饭也忘了吃，人道话也不话，可谓诗迷。”他还在暗底里为自己立下了一番雄心大志:“吾将五年学诗五年学文《国语》，五年学琴棋书画以自娱，又五年则遨游四海。”

1925年春，徐懋庸在《上虞声》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为他后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并在徐用宾和徐叔侃两人的影响下，徐懋庸终于走上革命道路。这年，徐懋庸在民强小学任教。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当徐懋庸意识到民强小学的一个同事是位共产党员，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介绍他入党，指引他走革命道路时，他是何等的兴奋。

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浙江，国民党组织又公开活动。当时上虞县党部的书记和宣传、组织、青年等部部长都是共产党员。徐懋庸被分配在叶天底领导的宣传部当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南针报》。但很快，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把上虞县的革命运动也镇压下去了。

不久，浙江“清党”，徐懋庸接受了叶天底的指示，说他们应做一些工作，主张办一份秘密报纸。在上虞问题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对立宣传。六月三十日，徐镜如来到慈溪说上虞当局根据徐懋庸的信，连同《石榴》报，向浙江国民党省部告发，省里决定通缉信里提到的八人:张子敬、徐用宾、徐镜如、钱念先、葛纪昌、徐宗武、徐国仁及他自己。徐懋庸就在当天下午乘火车到宁波，转乘轮船去上海，到小学时的同学徐载庚处避难。

这一夜，徐懋庸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真是百感交集，想得很多很多，首先想到今后政治形势此时，他就想起了王阳明的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从此，徐懋庸走上了职业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道路。

1946年5月，承德师范、承德中学、承德女中合并为承德联合中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前身)，徐懋庸为校长。学校是在冀热辽解放区首创的一所抗大式学校，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是它贯彻为革命战争服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战争环境下为热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