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肖林：三块银元的故事

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物产部工作人员肖林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接待了他，并要求他住在红岩村，等待第二天周恩来有重要的工作任务向他交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任务，需要周恩来亲自交代呢?

当天晚上，肖林躺在床上反复思索:又会有什么新的任务呢?是不是要自己离开民生公司到新的岗位?或是自己秘密创办的《人力周刊》要进一步扩大发行?又或是批准自己去延安?思来想去，肖林凭直觉隐约感到这项“新的任务”一定尤为重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了解决工作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这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搞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困难，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于是，已经在党的经济战线崭露头角的肖林便出现在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并且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在听取了钱之光对肖林的情况介绍后说:“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用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活动。”

周恩来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此归钱之光单线联系。他交代肖林说:“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周恩来的一席话完全出乎肖林的意料——组织上竟然是要自己去当资本家!想到要去做自己猛烈批判过的“剥削者”!肖林觉得命运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但是，一看到周恩来同志严肃认真的表情，他还是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第一时间的真实想法，并且意识到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一项艰巨任务。

最后，周恩来叮嘱肖林:“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

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并没有让肖林退缩，他向周恩来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1年4月，一家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商品的“恒源字号”商行在江津县城隆重开张，肖林出任经理。不久，“恒源字号”重庆分号设立，随后“恒源字号”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办事处，收购土特产品。到了抗战后期的14年，“恒源字号”商行扩大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业务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整整5年多的时间，为了实现从“恒源字号”到“大生公司”的逐渐发展壮大，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两位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资本家”每天起早贪黑，辛苦经营。他们和当时在陪都的众多中小商人一样，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和买卖，“唯利是图”“见钱就赚”;他们甚至有时候还钻国民党政府的空子，打打“擦边球”，绝不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联络培养各种关系为我所用，拼命地为党组织找钱，挣钱!5年中，只要南方局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提钱，他们总是绝对地保证满足!在肖林、王敏卿夫妇的脑海里，铭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抗战胜利后，肖林奉命到了南京梅园新村，钱之光向肖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新指示:“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仍然随时需要随时支付。”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根据周恩来和钱之光同志的指示，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了上海后，新成立了“华益贸易公司”，并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后来他又靠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开办了一家“中兴公司”。“华益公司”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

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行动开始了!

肖林亲自出马，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秘密运到上海。美钞供“华益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则由肖林全部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交给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三千多两黄金由身兼财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随身带走。

在中共驻上海代表团没有撤离前，钱之光经常从肖林的“华益公司”取钱，“华益公司”也因此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有的用于烈士的家属安抚，有的用于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补助，有的用于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的照顾，更多的的则是交给了党组织。

1947年3月，内战愈打愈烈，为了安全起见，肖林又把“中兴公司”迁到上海与“华益公司”在同一处经营。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罢工，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3名女工，重伤4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市的“中九二二惨案”，各界民众迅速掀起声援浪潮。为了活动开展需要，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一次性从肖林处取走3亿法币的支票。在上海，肖林和王敏卿坚决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保证了党的经费需要，从未因为提款取现出过任何问题。

1948年，中共中央开始筹建新中国，大量知名进步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已经解放的北平。一次又一次的指令，要提走一笔又一笔的路费、生活费，肖林都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肖林和妻子王敏卿共同创造的秘密地下“金库”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甚至为新中国的筹建提供了可观的财力保障。王敏卿在全国解放后曾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样。送款人和收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肖林这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其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我们现在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撤销时，共计向党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打折价1000多万美元。肖林他的夫人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肖林、王敏卿夫妇，最后还将自己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也捐给了重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