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精神进校园 | 南梁 西北高原最耀眼的红星

纪念碑巍峨挺拔，碑座东、西、北三侧分别镌刻着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9位烈士的英名，那些曾经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故事，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再次浮现眼前……

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加之封建地主残酷剥削，陕甘地区连年大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陕甘边地区这片积蓄了强烈反压迫、反剥削力量的土地上，革命的火种也悄然而生。

南梁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红军作战场景。马骁 摄

1927年10月，谢子长、唐澍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1月，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游击支队到达华池南梁地区的豹子川一带活动。

此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多次领导发动兵变，但最终都失败了。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刘志丹等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革命武装，必须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建立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这支革命武装的发源地就在今天的合水县太白镇。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领导发动了我党在陇东地区的第一次工农武装起义——太白起义。起义胜利后，刘志丹快速组建起了150人的游击队，史称南梁游击队。后来，因受军阀袭击，南梁游击队损失严重。1931年9月，刘志丹回到南梁地区，集中改造了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3支绿林武装，进行了“倒水湾整编”，重建了南梁游击队。这次整编，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游击战争的序幕。

此后，南梁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严肃军纪，打土豪、分田地，减轻群众负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南梁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红二十六军成立场景。马骁 摄

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在华池林锦庙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在转战到正宁县北柴桥子村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以后相继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址。

1932年3月至1933年10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相继创建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进行武装斗争。这些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加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而相继失陷，陕甘边区党政机关和红军面临无处立足的困难局面，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此紧要关头，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咀铺乡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并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二是创建陕北、南梁、关中三路游击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三是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早在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就多次来到南梁一带，宣传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积极团结改造当地民团武装，并对南梁地区的地理、民情、政治、经济、阶级成分等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实地考察。在经过数次实地考察和认真分析后，刘志丹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区，敌人统治困难，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

1933年11月8日，按照包家寨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在合水县莲花寺重新整编。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红二十六军先后取得了华池荔园堡、阎洼子、悦乐新堡等10多次战斗的胜利，为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习仲勋等人在南梁一带积极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四合台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关驻南梁寨子湾，但经常活动的中心是荔园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恢复重建，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一方面直接领导南梁根据地各级红色政权，一方面在陕甘边区10多个县的农村，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成立农民联合会、贫农会、赤卫军等组织，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

1934年2月至5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遭受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指挥部队，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历时3个多月，开展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陕甘边界的18个县（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袁鹏飞 绘

1934年5月2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史称南梁会议），面对此前一段时间内，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机构不够健全的情况，会议决定立即恢复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一面健全工作机构，一面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制定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陕甘边南梁中心区的扩大和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恢复，使陕甘边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为把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南梁革命纪念馆展板资料图。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来自各界的100多名工农兵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

“荔园堡古城内的关帝庙就是当时召开大会的老爷庙，关帝庙门楣上横书着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是习仲勋同志在建馆时亲笔题写。正殿门前那两棵郁郁葱葱的桑树，是1934年春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亲手栽植的。岁月更迭，这两棵桑树见证了战火硝烟里结下的永不退变的革命友谊和先辈们无悔奋斗的远大理想。”刘晓凤介绍说。

南梁革命纪念馆清音楼。

关帝庙对面的清音楼，始建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曾是荔园堡古城内的一座戏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习仲勋宣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当天下午，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在一面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下，红军主力、骑兵团、游击队等列队走过阅兵台，精神抖擞，雄姿勃发，步枪、大刀、红缨枪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

刘志丹看到陕甘边红军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主席台时，他欣然赋诗一首：陕甘儿女有豪气，赤手空拳争权力。今日武器扛肩上，列队阵阵成铜壁。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后不久，为确保安全，适应革命形势，军委和政府机关迁回寨子湾办公。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实施了适合根据地发展的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粮食财经、统一战线、肃反等各项政策，简称“十大政策”。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生产，满足广大群众的生活需要。边区政府非常注重商业贸易，领导南梁苏区人民在荔园堡、白马庙、刘坪等地设立了集市；确定南梁每月逢一为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牛羊、山货、布匹等。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同志还经常到集市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开展贸易。良好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市场，使南梁成为陕甘边区的经济贸易中心。”刘晓凤介绍说。

“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使南梁苏区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一时间成为西北地区广大民众人人为之向往的红色热土。

面对严峻形势，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在陕北周家硷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任命刘志丹为西北军委主席，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集中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此前，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回师陕北，不幸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与世长辞，年仅38岁。

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骑兵团及各路地方游击队坚持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广大根据地牵制、袭扰和打击南线、西线、西南线“进剿”的敌军主力，使北上的红军有效打击敌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陕甘红军主力采用游击战术，历时8个多月，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于1935年9月胜利回到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涉及陕、甘两省30多个县域、面积达到13万平方公里、近100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共15万余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红军采用声东击西、迂回作战的战略战术，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先后在慕家塬、定仙墕等地打响战斗，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第一阶段的胜利。

1935年9月16日，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主力来到永坪镇，与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此时，长征到达哈达铺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辖域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

到达陕甘苏区的党中央得知根据地正在开展错误“肃反”时，立即下令“停止审查，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党中央解决”，并委派贾拓夫、李维汉、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窑堡接管错误“肃反”审查纠改工作，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领导同志获救释放，为党和红军保留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同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红军到达甘泉县以南的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亲自部署并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东征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打垮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东征抗日的几十个营团的国民党军队。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4岁。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军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传承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又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本土实践基础。”华池县党史办主任齐勇进说。

“听见白军来，东西往外抬，把白狗全饿坏，盼望红军早回来。听见红军来，下夜做军鞋，针线密密做得快，红军穿上有气派……”这首陕甘地区流传的红歌《听见红军来》，真实反映了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的领导干部大都经历过被无端指责甚至排挤，但他们始终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在错误“肃反”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均被关押，蒙受了极大冤屈和无端迫害，但他们从无怨言。刘志丹还耐心细致地劝慰受迫害的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习仲勋在回顾总结陕甘革命时期工作时说，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计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茫茫黄土塬，巍巍子午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幅气势磅礴的革命画卷，展现了无数革命前辈和先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是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铭刻着陕甘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光荣史册，成为感召后人，启迪思想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