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情岁月！这些山东农大人的高考故事

邓小平让我上高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学年安排基本与年历一致，春季开始，冬季结束。1971年末，13岁的张民初中毕业回到家里，因为没有被推荐读高中。“其实我的成绩非常好，7门课平均97.8分。有些平均六七十分的同学能去读高中，自己却不行，觉得非常委屈，但是也没有办法。”

幸运的是，1972年，邓小平复出，推荐上高中的方式被否决，张民作为往届生，有机会和应届生一起考高中。1973春天，张民来到位于疃里乡的嘉祥五中读高中。“虽说晚了一年，还是非常兴奋，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

　　张民回忆，嘉祥五中虽说在乡里，当时师资配备却非常好，一开始还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姓王，是山东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王老师教得真好，现在还记得他带着我们朗读英语的情景。”只是学生也有不愿意并且痛恨学英语的，1973年7月，河南马振扶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因在英语考卷上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的话，受到老师批评而跳水库自尽。“马振扶”事件在全国发酵，很多地方的英语课程全面被停。

“我们英语老师被学校安排去教物理，尽管他很努力，也教得不太好，但是其他老师还是很棒的。数学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用各种形象的动作讲抛物线，幽默风趣让人印象深刻。语文老师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印象最深的还是化学老师。他开发各种条件做实验，还带着我们去县城的氨水厂参观。从我们高中到县城的化肥厂有18公里路，他和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去，踏着月光回。那个化肥厂安装了合成氨设备。化学老师一边领我们看设备，一边讲氮气和氢气在什么条件下怎么结合才能合成氨，给我们讲氨水怎么在庄稼上使用。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候，我知道了化肥的作用，开始对土壤化学有了强烈的兴趣。”
　　尽管老师和学生都很努力，但是很多高中生毕业后还得回农村劳动，能得到上大学机会的凤毛麟角。
　　

生产大队里的科技队长

学了最爱的土化专业

12月10日高考。9日，张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铺盖卷去县城参加考试，住在离考场比较近的马车店里。“马车店里都是大通铺。我们认识的同学在麦秸上铺上被子就开始瞎猜明天会考什么，完全忽略了冬天的寒冷和呼呼的北风。我猜政治题会考遵义会议，没想到第二天果真有。语文作文题目是 ‘难忘的一天’，同学们不是写毛主席逝世，就是写粉碎‘四人帮’，也有写参加高考这一天的。数学看上去挺简单的，但做题的时候也是紧张得出汗，有一个列方程求解猪圈长宽的题，憋了好久才做出来。”
       考完了遇到鼓励他考大学的数学老师，张民说自己肯定能超过200分。“老师说，那你肯定能考上。结果，和老师估计的差不多。其实，那一年包括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比咱们山东农学院的分数也高不了多少。”
       “来到学校第一学期上物理、化学、数学这些基础课，才觉得自己中学学的那些知识实在太少了，一切跟从头学差不多。那时候夏天没有风扇，冬天平房教室里的炉子也有时点着有时点不着，但是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在学习上，从来没有人说学校的办学条件差。”
       张民告诉记者，七七级土化专业一开始就招了一个班共32人，后来扩招到了44人。“当时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台共16个台位，2个人一组，32个人正好，准备材料不浪费。学生少，和老师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当时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都是知名的大家。黄天栋老师教物理化学这门课，声音洪亮，幽默风趣，数学老师罗筱云，物理老师聂修和，都让同学们十分尊重。尤其是教无机与分析化学的杨伟老师，带着我们做实验，真的是手把手教。”

万勇善（后排中）与同学合影

著名花生育种与栽培专家、农学院教授万勇善是七七级大学生，而且是高一时参加的高考。万勇善说，能考上大学，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

亏了在小学读初中

万勇善的家乡在当时的临沂地区临沭县店头公社。店头中学是初中和高中一起办，店头小学顺便也办初中，当时也叫联中。“亏了我的初中是在小学里上的，正儿八经地上了两年课，五年小学也还是那么回事。姐姐比我高一级，在店头中学读的初中，就没怎么上课。”
　　1976年，万勇善考上高中，也来到了店头中学。“我当时还差点没有上去高中，因为上高中要推荐。我姐姐前一年刚被推荐上了高中，村里名额有限，有些人就反对继续推荐我们家的孩子。亏了我当时是班长，学校团支部副书记，属于老师和村干部眼里的优秀孩子，才争取到读高中的机会。”
　　万勇善说，高一那一年，其实也没怎么上课。“经常要去砍树，搭防震棚，建房子。每个班还有5亩地要自己种，附近生产队只要有活，不管是水稻插秧还是刨地瓜，就到学校‘领学生’，学校就以班为单位组织到生产队支农。”
　　1975到1976年，“打破师道尊严”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在各地疯狂上演。老师们不敢教课，学生们也无处去学。直到1977年夏天，学校才开始上课。
　　好像是突然之间，恢复高考的传闻就成了事实。这时距高考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万勇善就读的店头中学鼓励高一的学生也报名参加。“我们高一当时有3个班，一个班选6人，学校就给我们这十几个学生办起了补习班，开小灶。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高一学生一个班只允许两人参加高考，录取的最终结果是全校只有我自己考上了大学，我前面好几届高中生，没有一个考上的。”
　

难忘的一天

      万勇善回忆，因为当时的高中教材内容简单、知识体量小，他掌握课本内容没什么难度，但是老师辅导的内容根本听不懂。“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师也就是带着大家理一理内容，往深里学习根本不可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些听不懂的内容都是‘文革’前老高中生学的。真到了考场上，又看见那些内容，自然还是不会。我自认为数学学得最好，考完预估也就40多分。”

　　当时只发通知书，不公布分数，店头中学校长后来告诉万勇善，政治、语文、数学以及物理和化学四场考试，他共得了248分。“来到农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远超山东大学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估计我的作文得分挺高的。”
　　时隔40年，万勇善依然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他一开始写的是“四人帮”被打倒的那天人们的欢喜，写了开头觉得不好下笔，就把前面写的全部涂掉，改成写毛主席逝世那天人们的悲伤。“在作文里，怀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写师生的沉痛和悼念，自己也挺动情的。考完后跟老师和家长说起来，大家都说我的选题好。”
　　当年是高考之前报志愿，万勇善就报了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是我哥哥给拿的主意。他是六六届老高中生，1971年被推荐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回我们县担任县农机厂的技术员。也许他想让我们家既有学工又有学农的吧。”
　　知道考上的消息，也是哥哥给打的电话。“当时正在家里干活呢，我哥哥把电话打到了村子前面的一家企业里，说县教育局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全县总共考上了32个人。放下电话拼命往家跑，就想快点告诉家里人。骑自行车去县城拿通知书，结果没有带准考证，回来又回去，终于拿了回来。我们村距离县城13公里，全是土路，还坑坑洼洼，骑自行车得一个多小时。那时候去趟县城，跟现在从泰安去趟北京差不多。”

“小不点儿”上学

因为父亲是转业军人，在聊城东阿县城安了家，张晓辉成为那个年代让人艳羡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但是为了和在老家的奶奶做伴，张晓辉很小就被父母送回了大桥公社于窝村。“我们村就在黄河边上，五六岁的孩子调皮得不行，大人很担心，一个本家姑奶奶经常拉着我去村里的工读班玩，在那里学会了最初的识字和算术。”家里人看到他读书满是那么回事，工读班被取消后，张晓辉就被送到了村里的小学读书。“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都是九岁后才上学，我七八岁就上二年级，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小不点儿。幸运的是，我们小学里的老师有好几位都是县教育局选派过去的老师，有知识有水平，教学也非常认真。”小学毕业后，张晓辉接着在邻村上了两年初中，在大桥公社读了两年高中，16岁就高中毕业了。
        “那个时候每个公社都办高中，我们公社的高中比县城的高中好很多，有从济南铁路中学回调的老师、有从烟台师专和济宁师专分配去的老师，还有几个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得很好，也真学到了不少知识。”1977年6月，张晓辉结束了高中学业。“那些大同学，有的忙活着回家挣工分，有的回家娶媳妇，还乐滋滋的。自己想到今后没有学可上了，很难受。正好，东阿县武装部和县广播站成立了一个宣传报道组，需要通讯员，而我给广播站投过几篇新闻报道稿，人家也有印象。所以，我就被派到聊城广播局去培训了两个月，中间还被拉到中通客车厂等单位去采访实习。”培训结束后，张晓辉给老家的民兵俱乐部写过新闻稿，办过板报和壁报，忙了一阵子。通讯员不是正式工作，新鲜劲过去后，张晓辉又陷入了迷茫中。
　　

突击参加高考 

“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父亲突然从县城回到村里，跟我说他打听到很可能要恢复高考，而我叔叔说上大学是很荣耀的事情。父亲在部队多年，叔叔是老三届高中生，在我们县广播局工作，无线电维修技术很好，所以我受叔叔的影响比父亲还大。那个时候的孩子哪有中考、高考的概念，所以父亲说完了，我还是一头雾水。好像是10月20号左右，我的两位高中老师来到我家，又跟我说起高考的事情，我才知道自己也可以报名考试。两位老师是夫妻，是从烟台师专毕业分配到我们公社中学的，一个教物理，一个教化学。化学老师是女的，姓董，教得特别棒，我至今记得她用胶东话教我们记忆化学元素周期表。前年她到泰安来，我又一次背起元素周期表，董老师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叔叔把自己读高中时的教材拿过来给张晓辉看。“一看到叔叔精心保存的教材，我真是有点傻眼了。他的书比我的厚好几倍，我的高中教材连例题都没有。于是，翻着叔叔的教材，我拼命复习了一个多月，遇到不会的，有时就去学校找董老师他们。报志愿时，我又去找叔叔商量。叔叔说，国家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你就报相关专业吧。于是第一志愿我就报了山东农学院农机化专业。”

考试时的场面也充满了戏剧性。父亲送张晓辉去考试，门口的警察却只让父亲进考场，不让他进，因为几乎没有他那个年龄的孩子参加考试。“当时看满考场的人都是小老头的模样，和我差别很大，同桌居然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

从油田到大学

高考结束后，张晓辉参加并通过了家乡小学的代课教师考试，上了三天班，一年一度的非农业户口招工就开始了。12月22日，他和一些新工人来到了胜利油田。“我被安排在钻井队，学习培训了一周，就到胜利油田义和庄会战指挥部32178钻井队去当外钳工了。这个活儿很苦，也危险。大概也就是干了一个来月，突然收到了家里的电报，让我‘速回参加体检’。钻井队本来就是流动作业，打井作业都是在荒郊野外。我正犯愁怎么回去呢，父亲和他的一个朋友骑着三轮摩托车，奔波了一天一夜找到了钻井队。跟队长说明情况，队长又请示上级指挥部，终于同意我跟着父亲回聊城东阿去体检。体检时跟考试时一样，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小孩儿不像是要上大学的样子，盯着准考证看了半天还是不相信，结果我就成了最后一个通过体检的人。”
　　体检完，16岁的张晓辉又独自从东阿经济南到沾化，步行40多里路回到了钻井队上班。“谁知道能不能通过呢，还是上班要紧。又工作了一个多月，叔叔来到了钻井队，告诉我山东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3月1日到3日报到。来不及回老家，连户口关系都没有办好，我就跟着叔叔急匆匆来泰安报到了。因为是刚恢复高考，学校很重视，报到的当天，学校党委书记王成旺一行就到宿舍看望大家，跟我叔叔说‘让孩子玩两天就送回去吧，学习任务很重，带着孩子不行的。’一个宿舍的人都哈哈大笑。”
　　“我那时候实在太小了，不但年龄小，个头也小。班里有8个‘老三届’的，比我大近20岁，其中有个袁姓同学，曾经在我们村当兵，就喊他袁叔叔。农机系的隋玉兰书记就说，年龄差再多也不能喊叔叔，同学就是同学。真的很庆幸和那么多年龄大的同学在一起，他们学习的刻苦态度，考虑事情的成熟度，对人的和善与宽容，对我影响太大了。当时学校的供电系统分三股线，有城市线路，路灯线路，教室和宿舍是农业线路，因此经常停电。每次只要一停电，我们就飞快地从教室或宿舍跑出去，占据路灯下面的有利位置继续看书。那种热情，真的不是现在的学生能够想象的。不管年龄大小，大家都想着通过学习掌握知识，改变命运。”

背着药箱为村民看病

学点真东西回家乡效力

      崔言顺说，他们高中同班同学四五十人，就考了他一个本科生。“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村志有专门记载。”据记者查阅的资料，1977年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极低，能考上的，绝对是拔尖人才。
　　“当时莱芜是泰安的一个县，考到咱们学校的学生相对比较多，我们县委主要领导的孩子也和我一个专业。人家干部子弟都能学兽医，咱有啥不能学的，所以专业思想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崔言顺说，他和许多七七级同学一样，特别怀恋那个时代，思想单纯，充满干劲，就业目标也简单而明确，就是学好技术，回到家乡搞建设。“水校、农学院、财校、402建筑公司、师专等，从东到西，一条文化路上有四五家单位免费放电影，但是同学们很少去看。大家就知道看书、学习、做实验，自习室总是满满的。每天上完理论课，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就背着书包去位于文化路上的兽医院给动物看病。”
　　当时学校的兽医院就在如今德馨公寓的位置，泰安周围的许多生产队，都把牛、驴、马等大牲畜赶来这里看病。“毕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能独立给牲畜看病。两个兽医班64个人中有9个女生，也都是给动物看病的好手。有些疾病挺脏的，比如动物便秘，女同学带上手套一样抢着干。那时候，大家都想学点真东西，回家乡后能独当一面。”
　

好老师影响一生

几乎每个七七级学生评价自己经历的关键词都离不开“幸运”。的确，在刚刚结束动荡混乱的那个时代，只有参加高考，才有可能从农村出来，改变命运。许多给七七级上课的老师也觉得自己幸运，因为终于有机会重新站上讲台。“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当时一帮有名望的老先生给我们上课。白荣德老师讲兽医微生物，潘亚生老师讲动物寄生虫，陶履祥老师教动物病理，教外语的潘老师和冮老师也尽心尽力，给我们的触动非常大。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油印的，任课老师自己搜集材料自己刻，我们也尽可能地帮老师干点活。我同年级的尹逊河老师，一直保留着当时的那些油印资料。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退休的概念，有的老师六七十岁了还在上课，有的五六十岁了还是讲师。我们不但跟着老师学知识，也学习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得知自己可以留校当老师，崔言顺觉得有点小意外，也有点小惊喜。“那时候大家绝对都是服从分配，年龄大的一般都回老家，因为老婆孩子牵挂着。留校的基本都是年龄小学习又好的，老师们看人很准，做事情更是公正。”
　　在兽医院锻炼一年后，崔言顺回到系里的教研室，跟着肖传发老师从事传染病教学和研究。一年后，国家开始对肉、蛋、奶等食品进行检验检疫，学校决定开设兽医卫生检验检疫专业，崔言顺就担当起主要筹备人的角色。“为筹备好这个专业，系主任孙玉民带着我们到南方、东北等许多学校去学习。当时能有出差学习的机会很难得，那次出门，让我结识了一批朋友和同行，为个人的专业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兽医卫生检验检疫专业为山东省食品公司办了一年制的培训班，1985年正式招收专科学生，2005年升级为本科专业。
　　“工作后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我放弃乡村医生的身份到大学学兽医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不管什么专业，个人的努力非常关键。”崔言顺深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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