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年，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街头向群众散发传单，介绍劳动节的缘起。但中国工人阶级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则是发生在1920 年。1920年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引得台下阵阵掌声。在演讲中，陈独秀深入浅出、形象地将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4月18日，上海七大工会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与会众人采纳了陈独秀的建议，将大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推举陈独秀等人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会议决定5月1日当天，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外，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列队游行以示纪念。26日，七团体再次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为发动广大工人踊跃参加，七团体印发了内容简明易懂的传单广为散发。
建于1917年的西门体育场由于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申城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北洋政府惊恐万状。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与此同时，淞沪护军使王宾还将西门体育场所在斜桥地区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准市民通行。纪念大会一波三折5月1日，天刚蒙蒙亮，军警就强占了西门体育场。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驻扎于场内的步兵、骑兵和机关枪炮队不下五六百人。体育场周围还有不少手执藤条的兵士，见着路过的行人，便挥鞭驱逐。但工人们并没有为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西门体育场。临近1点钟，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鉴于体育场里布满军警，大家只好退至体育场对面的顾家花园中。因军警一再阻挠，大会组织者不得不四度更换集会地点。他们先是决定前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会体育场，在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只得选在青年会体育场旁边的广场上进行。军警起初答应许以5分钟的活动时间。孰料，正当演讲即将开始之时，军警再度前来干涉，勒令场内的工人退去。无奈之下，纪念大会转场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即便如此，当局仍不依不饶。沪军第三十九团第二营一路尾随而至，“见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由于会场数次变动，实际到会的人数减至几百人，可这并不妨碍与会者高涨的热情。大家高声歌唱，挥舞旗帜。一个名为“知学会”的学生团体还专程送来了两车面包，犒劳参会的工人们。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作临时讲坛，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通过了要求每日工作8 小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等三项决议。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上海《星期评论》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的《劳动日纪念》专号尽管没有亲临老靶子路劳动节纪念大会的现场，但5月1日这天陈独秀并没有闲着。他与施存统、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他筹备两个多月编就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也于是日同读者见面了。《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刊登了孙中山、蔡元培和许多工界人士以及工人的题词《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目录1921年五一前夕，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和北大进步学生还共同创作了我国第一首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歌曲——《五一纪念歌》：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富贵贫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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