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谐文化与当代中国美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茅台学院成功举行

姚文放在题为《先生与我们同在》的主旨发言中充满深情地说：本人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至今已从学整整40年了，最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作为周来祥先生的弟子，自己的研究一直受到先生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已渗透在血液里，融化在生命中。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学生只是得其一二而已，如果说这是得了先生的真传的话，那么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就藉此得以延续、得以光大。在这个意义上说，先生一直与我们同在。有采访者问我治学的特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以思辨见长。应该说这也是师门的共同特点，在先生门下接受严格的现代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训练，养成了重思辨、重辨析、重推理、重演绎的门风，可谓思维一变，境界全出；观念一变，境界全出；方法一变，境界全出。记得当年入门之初，先生给我们讲过“金指头”的故事，说有位仙人能点石成金，下凡扶危救困，接济穷人。这天有一穷书生向仙人求教，仙人授金相助，但书生说，我不要金子，我要你的金指头。先生希望我们都能得到那个“金指头”。正是在先生的启发和点拨之下，在山大求学数年，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由，推动了学术上质的飞跃。总结几条治学经验，渊源都在先生，但又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多年来已然成为个人治学的“看家功夫”，也成为传授学生的“独门秘笈”：1、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逻辑背后一定是历史，历史背后一定是逻辑。2、不光是历史和逻辑，还有分类和比较。不分类、不比较就不能把握研究对象，但分类和比较背后必须有逻辑和历史支撑。3、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研究每每是从结论开始，是“结论先行”、“主题先行”。这个结论似乎成为先验的，但它是大量先期搜集资料和解读原典的结果，否则就不会有这个结论，这就是“我注六经”。一旦叙述过程从这一结论开始，所有先期掌握的材料就反过来为这一结论服务，为这一立论作支撑了，这就是“六经注我”。因此研究问题首先必须进去，掌握大量材料，做搜集、整理、考证、鉴别的工作，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进”的状态，还要“出”得来，而且要出得有思想、出得有观点，一步一步从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最终成为“丰富的总体”、“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达成对问题的全面把握。即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所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所谓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不是“笑在之先”，而是“笑到最后”。4、研究对象一直在运动中，我们的论证也必须一直在运动中，所谓“三段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不断的运动；而无数个“三段论”又构成一个又一个逻辑圆圈，也在不断的运动中。因此理论论证的一个重要修辞方法就是“但是格”，即在不断的否定中实现对问题的把握，用对问题的不断否定来推动论证。5、读书的四种境界：浏览、阅读（包括通读和细读）、朗读、抄写。其中“浏览”为最表浅的状态，“抄写”为最深切的状态。读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之类“天书”，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写”。师门各位大都有过抄写全本《小逻辑》的经历，说来匪夷所思，但却是确凿的亲历。尽管当时压力很大，十分煎熬，但从此敲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大门。

杜卫在题为《周先生美学研究的形而上追求》的发言中说到：周先生十分重视美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他提出要用辩证思维来研究美学，包括中国美学。他自己每年都要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还不断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认真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思维方法，并自觉地应用到美学研究之中。从而使他的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哲学思辨意味。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而且培养学生也从思维训练开始，要我们摆脱习惯了的形而下思维方式，用辩证思维来做学问。我自己的体会是，跟随先生学习以后，理论思维能力明显提升，从中文系学生常见的直观思维中摆脱出来，考虑问题更深刻，理论建构能力明显增强。这让我想起了王国维。王国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酷嗜也。”（三十自序二）叶秀山评价王国维：“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不象现在这样清楚，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古今中外一切学术，无论其是否有实用价值，因为只追求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所以只有真伪之别；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学术的价值在于学术本身，即认识真相，而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或者道德的手段；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哲学和美学才可能以人为本，才可能成为王国维所希望建立的人生哲学和人生美学。所以，在王国维的思想中，强调学术的形而上意义同强调学术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只有以形而上的观点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见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生；只有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要求学术从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可见，王国维追求“形上之学”的知识观是同一种“为人生”的知识功能观高度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形使得王国维实现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王国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主张学术独立，在当时的确是标新立异之说，开学界新风气之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意义。而且，他把这种思想贯彻于文学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之中，创造性地解释了文学艺术和教育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周先生美学研究的形而上追求事实上就是王国维的形而上追求在20世纪后五十年的承续。这种历史性的贡献使先生的美学研究获得了历史性的地位，不仅造就了周先生突出的美学成就，而且使他的学生受益匪浅。我不仅在1988-90年写作《美育论》时，自觉采用了辩证逻辑的方法，而且2016年写作《美育三义》时，还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美育概念的运动阐释中，打通了古今中外美育理论。说先生与我们同在，这大概也是一层含义吧。这种形而上的研究方式还结合着历史的纵深感，即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或者说史论不分家。人文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讲，是史学，这里的意思是说，历史纵深感。人文学术寻求世界对我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个意义和价值的阐述一定是历史性的，由古及今的，是运动着的。我从先生关于古代美学与近代美学的阐释中受益很多，同时，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把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史料简单塞进一个僵硬的概念里，使自己对历史的阐释，在具有思辨深刻性的同时，保持思想和意义的丰富性。周先生的美学研究，最突出的是思辨，然而他的形而上追求却包含着思想的光芒。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审美自由是象征，和谐意味着心理自由，而不是儒家的中和或者中庸。

余东升在题为《教育家周来祥先生》的发言中说：作为美学家的周来祥先生，在海内外美学界享有盛誉，自不待言；作为教育家的周来祥先生，则鲜有言及。说周先生是教育家，理由至少有二。一则，周先生从教数十年，门生弟子，遍布海内海外，各行各业，事业有成者为数众多，尤其在中国美学界，已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二则，每每师门相聚，众师兄弟无不言及受惠于先生的方法训练，周先生是“授人以渔”的方法论之师。在周先生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体系中，方法即理论，理论即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思维。其核心有二，一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由此构成了审美关系的和谐说；二是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审美关系历史展现为古代的美、近代的美和现代的美，由此构成了美的历史发展观。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理论与方法的高度统一，既是周来祥美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周来祥治学方法的精髓，更是理解周来祥美学思想的一把钥匙。惟其如此，周先生指导研究，特别重视方法论的训练。我1985年进入师门攻读硕士。第一年，先生要求是不看期刊论文，不写论文，甚至不接触美学专著和文章，而是要求我们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读舒炜光的《自然辩证法原理》。对于中文系毕业的我们来说，这些哲学著作近乎于天书！读不懂，怎么办？一是抄——阅读原著，并做大量的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就是课程作业期末上交）；二是听课——选修哲学系的相关课程；三是阅读参考书，读姜丕之的《黑格尔<小逻辑>浅释》、张巨青的《辩证逻辑》。一年下来，上交的读书笔记和听课笔记，字数已经远超《小逻辑》。在完成基本方法训练后，周先生给我们每人一个选题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我的选题是“中国建筑美学”，为做好论文，先生还专门安排我到外地实地考察和访学。今天，反思这种培养方法，就是一种通过理论方法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对话互动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的方法。他给青年学子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第一把打开思维奥秘的钥匙。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是漂在水面上的浮萍，不会去做无根之学；也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照着说”、“接着说”，甚至可以“反着说”。教育，究其核心，无非是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树立价值观，发展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就是思维方法的训练。思维方法，超越了特定的学科知识，使得知识迁移成为可能，也是“授人以渔”的核心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周来祥先生不仅是美学家，也是教育家！

王杰在题为《周来祥先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言中说：在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中，周来祥先生的思想和理论是值得注意的。国内学者一般注意到了周来祥美学思想与黑格尔美学和哲学的联系，相对而言，对周来祥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研究和阐释相对薄弱一些，我认为，从回顾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程的角度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过程中周来祥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应该铭记的。周来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现在回过头来评价周来祥先生的学术贡献，也许，佛克马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将周来祥称之为“中国的卢卡契”，有其合理性。周来祥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美学家。早年求学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讲的文艺理论研修班，六十年代初，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统编教材《美学概论》的编写，在这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周来祥先生提出了“美是和谐”的理论构想，并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将这种理论逐渐拓展和完善成“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三大美学历史形态和中西两大美学系统比较研究的一个网络化的动态的理论结构。在关于这个理论结构的研究和论述过程中，周来祥先生特别强调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重要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代美”以及现代美学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在“实践派美学”和“后实践派美学”的诸种理论形态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用历史的和动态的眼光和观点研究复杂的美学理论问题的确是周来祥的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和贡献。正是因为这种复杂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和研究方法论以及比较美学的方法和视野，使周来祥的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研究的版图中独树一帜，并受到了国际美学界的高度关注。1988年至1991年，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周来祥教授攻读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当时中国美学界开始认真讨论“现代美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形态”的相关问题。周来祥教授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作深入的研究，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由于受西方现代美学思维的影响太深，当时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散乱，难以作出理论的分析和论述。周来祥先生严肃地批评了我的理论错误，后来，我终于完成《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的博士学位论文。周来祥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持久的。在今天，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逐渐明显和清晰，在这个背景下，周来祥先生的美学研究作为先行者和探索者的特征愈发突显，我们对周来祥先生的理论勇气和敏锐的眼光愈发充满着敬佩。我想，我们有责任守正创新，守护着并努力发扬光大周来祥先生的理论遗产。

丁来先的发言题目为《心心和谐及美之光辉》，他说：一个理想的师承关系应该是精神实质的传承，方向视角的传承而不是表面的以字句为核心的传承。大视角与精神实质的传承也是思想与精神精髓的继承。周先生的美学思想的精髓就是和谐视角的提出，是以和谐为中心而展开的学说。一论二论三论和谐也体现了周先生的这一信念。我们不妨按照周先生的逻辑推演：如果说美是和谐，那么美学就是和谐学。那么如何理解和谐就成为美学的核心了。和谐的视角比社会实践的视角，比生态生命的视角更深刻也更具有形而上的追求。尽管生态生命视角也可以与和谐相关。我们可以循着周先生的思想进一步去追问去思想：所谓和谐学就是合一学。和谐学最深刻最美妙也是最动人最神圣的内核就是合一学。或者说要想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谐思想就必须从合一视角入手。和谐学就是合一学，甚至可以说，和谐学就是“一”学，当然我们还可以对“一”进行追问，最后甚至可以追问到“无”之本体。这个本体之学也是超越差异、杂多、分裂等之学。也是同一性、统一性与贯通性之学。这就上升到了本体论，而不只是认识论了。我提出的心心合一之美学思想也是沿着这个思想路径来的。为什么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因为历史与逻辑都是绝对理念的展开。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都是上帝的一种痕迹与展开。逻辑起点问题也是如此。逻辑的起点应该是创造逻辑者。否则是没有资格成为逻辑的起点的。生态或生命难以成为这个起点。周先生的和谐美学从本质上来说是诗性的，或者说和谐美学是诗性美学，是事关完善圆满的存在之学，而不是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如果说美之光辉来自人与源头（天心—人心）的沟通、交流、相通、同在，那么美学的光辉从根本上说就来自其对本体性和谐或天人合一（天心—人心）的思考、沉思、体悟与理论性概括之中。

袁鼎生的发言题目是《周来祥呈现的学术大师的标准》，他指出：周来祥的学术历程，呈现了学术大师的三个标准：学养、体系、范式。

一、贯通古今与融汇中西的学养。周来祥数十年苦学，积学成宝。其哲学、文艺学、美学的修养，融会古今与贯通中西，有了博大精深的学识结构，有了成为学术大师的理论准备。

二、建立了时代性很强的理论系统。周来祥的关系和谐美学，有哲学本体论基础。他认为，和谐是世界的本原与本体，其关系和谐的美学，成了哲学美学。他认为古代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和谐美学。近代崇高、丑、荒诞，既是审美对象，也是审美心理，显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对应与匹配，也是审美关系的和谐样式。现当代的美，是一种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和谐。如此，他建立了一种有着普适应性的关系和谐美学体系，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时代文明的引领性。

三、建立了辩证中和的学术范式。他的辩证中和的学术范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矛盾双方与各方统一的偏于静态的辩证中和。二是古代素朴和谐与近代崇高对出的非线性中和的动态和谐范式。三是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推移环转的自旋生式辩证中和范式。这三种辩证中和范式，对应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化入了他的理论逻辑，实现了方法与理论的同一。周来祥学术人生与理论系统涌现的学术范式，是他成为学术大师的关键条件。这说明学术大师的标准是相互关联的，有着整一性。

牛宏宝在题为《周来祥美学中辩证法方法论》的发言中说：周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教育。这是在八十年代就出了名的。这种对方法论的重视，深刻体现了周先生他们这代学人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出的是对现代学术精髓的认识。而当他们把这种对现代学术精髓的理解带入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的研究和美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的时候，便把因为方法论建设带入到研究中，而使美学具有了启蒙的意蕴。他们这代学人的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其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中国学术界的50年代就开始了。1950年代的这次基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出现的方法论自觉，使得周先生这代学人醒悟到体系的重要性,原理的重要性和辩证法的普遍价值。为了更深入的拓展对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他们这代学人就自觉地从马克思上溯得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但是追溯到黑格尔还是追溯到康德，却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特别的含义。周来祥先生是追溯到黑格尔这个路径中最重要的学人。这经典地体现在周先生对黑格尔《小逻辑》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视上。这也就使中国传统本有的循环辩证法走向了现代的对立转换的辩证法。从而使得本土的辩证法获得了创造性现代转化，同时也就赋予本土的东西以现代价值和活力。

封孝伦在题为《和谐与逻辑起点》的发言中指出：“和谐”概念古已有之。毕达哥拉斯的“和谐”，立足于数解释一切审美现象，提出了“黄金分割率”。中世纪宗教美学也提出美是和谐，但那是一种光与颜色的和谐、形式的和谐。如奥古斯丁提出的完整性、均衡性、鲜明性。但这些概念不是解释力不够，就是因为“唯心”被放弃了。周来祥先生提出：美是和谐。和谐有多种形态，1、人与自然的和谐；2、人与社会的和谐；3、主体与客体的和谐；4、内容与形式的和谐；5、各形式因素之间的和谐。周先生的“和谐”理论，第一个把客观论美学拉到了“关系”论美学。“美是典型”是客观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客观论。实践美学是客观论。它要“对象化”、“物化”、“人化”出一个客观可供观赏的对象，这个对象才是美。“美是主客观关系论”本质上是主观论，客观融合为主观。对美的本质界定有三条路径：客观论、主观论、关系论。周先生的“和谐论”是真正的“关系论”。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和谐？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和谐？如此多的和谐，哪一种和谐是“和谐美学”的“逻辑起点”？尤其是“逻辑起点”问题，是周先生最为重视的问题。他并不认为“实践”是逻辑起点。他有一次给我说，找逻辑起点，就是找理论的制高点。别人比你站得高，他可以打你，你站得高，你可以打他。经过思考，我认为，“和谐”的逻辑起点是“人与对象”的和谐。实现“和谐”的内在涵意是：对象满足人的生命追求。不把握住主体“人的生命”和客体（人或物）满足生命需要的条件这个关系，“和谐”就无法落实，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是和谐，一个饥民有一碗饭是和谐，一个囚徒获得自由是和谐，一支军队取得了胜利是和谐。所以开始我以“人的生命”为逻辑起点写博士论文周先生是同意的。我认为“人的生命”的特殊性在于他有“三重生命”。他问我“三重生命”能不能说成是生命的“三种特性”。我说这与我讲的“三重生命”意思不一样。说“生命的三种特性”，就是说人的“生物生命”死了，“三种特性”也跟着消失了，而且动物的生命也有这三种“特性”。而事实是，人的生物生命死了，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可以活着。他同意了。但过了一个月，他把我找去，要我改成“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理由是写原理的论文“过是能过，但不容易得好评”。我的基本认识：1、和谐论是一种“关系”论。和谐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2、和谐的实现是主体目的的实现，或者说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3、“和谐美”之于客体就在于满足主体需要的条件或因素。

周均平的发言题目为《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为中心看辩证和谐美学的三重超越》，他指出：所以将周来祥先生的美学称为“辩证和谐美学”，主要是因为其与中外历史上各种和谐美学的根本区别、其最高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是指向以辩证和谐为主要特质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的美的。要对一部学术著作、一位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价值评价，可着手的方面和可依据的标准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审视它对该学术领域已有的方法、观点乃至体系有哪些超越。要确定有否超越、有哪些超越及其程度，最主要的方式是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的范围有宽有窄，比较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比较坐标有三个：与作者原有的著作和观点比较，与国内该学术领域已有的著作和观点比较，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当代该学术领域的著作和观点比较。浓缩了周来祥先生辩证和谐美学几十年思想精华的《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是周来祥先生最重要的体系化著作之一，是其辩证和谐美学思想发展建构的重要里程碑。以上述框架和标准衡量，该著实现了三重超越或（创新）。与作者原有的著作和观点比较，该著在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美学方法运用上，达到了更高境界；所建构的辩证和谐美学体系更完整且更系统；融合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思维学研究为一体对辩证和谐美学三大美和艺术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条件进行了全方位透析等诸多方面，发展或超越了此前的周来祥辩证和谐美学思想，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国内该学术领域已有的著作和观点比较，该著展现了辩证和谐美学渐臻完善的思考轨迹，显示出中国当代各派美学不可替代的更加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理论价值。中国当代美学经几十年的发展、历几度美学大讨论及美学热，形成了学术界公认的诸多美学流派，它们观点各有千秋，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也各有贡献。周来祥先生的辩证和谐美学萌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步表述并确立于八十年代初，充分展开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以其方法和理论框架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和巨大的理论张力，逐步体现出与各派不同的体系性特点，不断发展完善了自身。该著就是最新形态的辩证和谐美学的最系统的理论表述，是其成熟的理论标志。与国外、主要是西方美学相比，该著辩证地扬弃了西方理论美学与经验美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片面性，超越了它们的矛盾对立，是建构理想形态的美学的积极尝试。当然，上述超越或创新并不意味该著及辩证和谐美学就完美无缺。但无可否认的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辩证和谐美学，将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审美实践的发展，愈益显示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韩德信在题为《周来祥先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的发言中说：我对周来祥先生美学的接受来自于两个路途：一是哲学专业的影响。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由哲学专业自然导向美学方向。二是对周先生著作的翻译。我在入学前按先生要求翻译了《中西比较美学大纲》中第三章“审美理想论”，入学后独立校对了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美学主潮》英文版翻译稿，以及后来当面聆听先生教诲。这些使我对先生的美学思想有了明晰的理解与把握。我认为，周先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当代中国美学进一步发展是以辩证思维在美学中的自觉运用为鲜明特征的。在这一发展环节上，周来祥先生美学理论无疑是其主要代表。周来祥美学理论的特色在于：强调辩证思维的方法就是内容本身，要求运用概念与范畴的自身辩证运动从抽象到具体地展开美、审美与艺术的丰富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主观论美学与客观论美学由对立到辩证统一；同时要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实现美与艺术的统一，使美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周来祥先生美学思想以社会实践为哲学基础，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从审美关系入手，以美是和谐自由关系说为出发点，对美、审美、艺术作了贯彻始终如一的论证，克服了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在这些方面上的片面性，把美学研究从崇高阶段推到了现代辩证和谐美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接着先生的理论继续思考与接着说，是作为学生的我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刘宁的发言题目为《和谐美学与高校艺术人才培养》，她指出：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提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因此，教育过程中，思维方法的培养要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为重要。周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美学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领域”“两个角度”“三个层面”。一个核心就是“和谐”，它既是美的本质，又是美的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两个领域”指中西两个文化领域；“两个角度”指“以史带论”和“以论证史”两个研究角度；“三个层面”是指“艺术史—艺术理论—美学理论”“艺术史—艺术理论史—美学史”。而打通这些层面，将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法。先生曾经说过“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的，可以相互转化的。”“方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系统，方法的展开必然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构建起一定的观念体系。”先生的思想体系正是其辩证思维方式的逻辑展开，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两种方法的逻辑展开，构成古代和谐美—近代崇高—现代辩证和谐的纵向逻辑框架；运用比较方法，联系中西、打通古今，形成横向联结。辩证思维方法使得先生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既有稳定性又有发展性的体系。周先生美学思想体系体现出的宏观思维、关系性思维、历史发展思维等不仅仅是其理论的建构基础和特色，对于我们之后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也大有裨益。我目前在高师院校美术学院从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就会深刻地体会到先生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艺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感性认识，却缺乏方法自觉；二是知识零散化，没有整体观。高师院校培养的是中小学教育人才，如果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其影响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甚至是一代人、几代人。因此，如何培养他们的思维方法，培养什么样的思维方法，都将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李庆本在题为《和谐论美学与辩证逻辑》的发言中指出：建国以后，我国出现了很多不同观点的美学流派，如蔡仪先生的“客观派”、朱光潜先生的“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实践派”，等等，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有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周来祥先生是综合了前面各家的美学观点而开始他的美学研究的。在他看来，实践观和反映论都不能彻底地解决美学问题，因为美固然离不开实践，但人们实践创造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美的，美也包含着认识的成分，但不能全部都归结为认识。实践观和反映论只是我们美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基础。有资格作美学哲学基础的东西必然能够贯穿其整个美学体系的始终，决定着规范着对美学各个问题的看法。周来祥在《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学说和美的本质》一文中指出：“自然的人化只是审美其它各种关系共同的自由本质，探讨美和审美的特性，还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进行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研究，目前我国美学界已找到了这个起点，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从这个起点予以进一步地探讨还不够，因而还未能真正解决美的特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人与自然的特殊的审美关系的规定性中去探求”。这种审美关系规定说，是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象与主体互为前提，相互肯定，共同辩证生成的思想为依据的。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这种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方式正是辩证思维把握事物的根本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是周来祥先生和谐论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而这个哲学基础，又贯穿于和谐论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艺术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