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把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刘愿庵(1895-1930)

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咸阳市秦都区)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随父到江西，入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学奔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1923年在成都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侯补委员。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装斗争的旗帜。同年6月，带领邝继勋、罗世文等领导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发动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为发展四川的党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1930年5月5日在重庆被捕就义，时年35岁。

“把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给妻子周敦婉的遗书

刘愿庵

我最亲爱的婉：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而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的、很致密的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的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你必须要象《士敏土》中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我如此算了，我偶然想起，觉得有点可惜，我的某部分过人的精神和智能，若是不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贡献(虽然我一方面有许多弱点)，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了。我饱受了一切创痛，我曾经希望我们有一个小宝宝，我当以我的一切经验教育他，指导他，使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也尽成虚愿了。所惟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

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算真正的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你的信爱,望你决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量数中之一份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为此。然而毕竟対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尤其两年来一切同居的快乐，更不要无谓的去思量留恋，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言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

给姐夫的遗书

刘愿庵

竹虚大哥赐鉴：

弟之行动始终不能为兄赞同，而弟亦不能如兄历年谆谆劝告放弃工作。然而兄始终对弟之爱护有加，及对于舍间之照拂，实永藏心中不敢或忘。兹当永诀，念及今世不能有所图报，实深歉疚。所可以自慰者，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素为兄所深知，必能谅解，而不致如一般伧夫走狗之责毁，或者此亦所以报德者也。舍间状况不待言而为兄所尽悉，敢以累兄时加顾助，以待弱弟妹之成立。此外弟孑然一身，毫无系累，亦别无所求。至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院解剖，以尽我最后对人类之贡献，万望勿加阻止，虚耗金钱。寄弟妇遗函一封，务请设法转寄，勿任遗失，至所盼望。弟之死耗，对舍间务请秘密，勿使老亲知之，即以弟已出川代为掩盖。四姊处亦望劝其勿过悲伤，人生谁有不死，弟今日之死，虽不能说成仁取义，亦较困死牍下多多矣。临颖伧神，欲言不尽，即颂起居多福，诸维谅察。

1930年5月5日早上9点钟，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愿庵被捕，使四川大军阀刘湘感到十分得意，这是他在三个月之内第三次破获的共产党“要案”。

但是，刘湘也有他的烦恼和为难之处，此案非同他案。首先，刘愿庵是四川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有学问，能言善辩，不是等闲之辈。其次，刘湘对刘愿庵早就畏惧三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国共合作时期，正是这个刘愿庵为自己起草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的“宣言”。那满纸妙笔生花，充满激情与哲理的宣言书，曾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了追随孙中山的“英雄”。再之，刘愿庵在巴蜀大地早有点名气，和四川的军、政、学、商各界名流大都有过交往，从中说情的人不少。特别让自己感到头疼的是刘愿庵被捕刚过几个小时，深受尊重的、素有四川“诸葛亮”之称的张澜老先生也呈上亲笔信，满纸称赞：“刘愿庵是个人才，宜官不可杀”。

刘湘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只要刘愿庵回心转意，或者稍有“表示”，每月俸薪200元，省内厅长、院长各职任凭选任。

就在刘愿庵被捕的当天下午，刘湘采取“蜜糖灌口”的策略，派刘愿庵的早年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和自己的部下、刘愿庵的亲戚、师参谋长周竹虚等人前去“劝降”。

刘愿庵面对这些劝降者，回答的也很干脆：“叫我退出共产党，可以，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军部的政工人员及川蜀的名流学者请来，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能够为中华民族和广大的劳苦大众，讲出一条比共产主义还要好的强国富民之道，我便毫不吝惜地放弃我的信仰。你们要懂得，共产党人是最服从真理的，我除了服从真理之外，决不会服从于其他。”

经过几次“交往”，刘湘无奈，只好把刘愿庵交给军事法庭。

开庭那天，身着黑色制服的法官和政工人员，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士兵，一个个紧绷着铁青的脸，巡回在法庭内外。刘愿庵在军警的押送下，神态自若，昂首阔步走进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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