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年学习一一1929年

党史学习

1929年1月14日

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26日

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30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4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赣边界的斗争。

1929年3月14日

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四军进攻长岭寨，歼敌两千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

1929年3月17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指示信还介绍了朱毛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这封指示信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29年3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信中还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192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29年4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1929年4月下旬

在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29年5月

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委会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方，中共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一百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7月

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闽西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192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929年11月

在中共六安县委领导下，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县委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并逐步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1929年11月15日

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1929年12月11日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２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1929年12月下旬

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