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历史进程中“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临澧。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早年加入同盟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他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04年，林伯渠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到这里求学。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在日本，并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筹备组党，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就是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跟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几年的经历，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到，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再次浮槎东渡。两年后林伯渠结识了李大钊。与李大钊结识，使林伯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动。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伟大意义的较早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林伯渠后来回忆，约在1918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得到很大启发。凭借这些学习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丰富的社会革命经验，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就在林伯渠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致信林伯渠,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大钊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在上海的陈独秀。于是，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如期见面。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这就是他对自己入党初心的解释。林伯渠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林伯渠曾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积极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林伯渠本人也曾参与这些会谈。

1922年下半年，林伯渠在上海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和越飞的会谈，一连谈了6天。8月2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帮助国民党尽快恢复革命基础，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甚为感动并完全同意。这一天，李大钊由京抵沪，参加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经过张继介绍，也是在林伯渠的安排和陪同下会晤了孙中山，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真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兴奋难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1923年底，林伯渠再次来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3人为代表。林伯渠积极为毛泽东等人辩护，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各种干扰破坏，最终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林伯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1960年6月他的战友吴玉章曾作诗：“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高度赞扬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桥梁”作用。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培育了延安作风，形成了延安精神，锻造出新的社会风尚。其思想精髓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平等民主、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毛主席要求，在延安要实现“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作为那时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带头把边区建成执行中央决策的模范区。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延安作风形成的关键是党的各级干部在各方面率先垂范。早在大革命时期，林伯渠已经是国民党中常委，很有声望了，但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他严格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对党组织所布置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努力去完成。当时他每月工资300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党费。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粮秣供给。林伯渠“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长期养成的优秀品质，为林伯渠在延安时期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边区遇到了粮食短缺、经济紧张等严重困难，为此，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使党的号召在边区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林伯渠拟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一是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二是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是自1944年1月25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是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林老言行一致，订出计划就严格执行。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林伯渠又为自己拟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入城守则》，主要内容是：不做旧诗；不持手杖；不吸纸烟；每天挤时间读书报；每天挤时间散步；尽可能地接近实践与实践。六条“守则”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执着的精神追求。毛泽东曾经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正是林伯渠始终不忘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初心承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以及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功实践，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亲自选定，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来源 | 团中央权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