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以知识为根

　　思想是一个体系，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体。其中，知识既是思想的基础构件，亦是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在思想统一体中，知识起着为思想奠基、为思想筑底的重要作用，知识可谓是思想之根。

　　何为知识呢?一般说来，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与对象性存在的认知成果，具有确定性、可靠性而被人们普遍认同。作为对事物性状及其关系的准确把握，知识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和累积，成为人类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认识。“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而“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关于认识的任务、知识的来源、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阐述，揭示了有关知识的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

　　关于知识本身及如何获得、知识是否可靠等相关话题，人类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且论点纷呈、见仁见智。但凡说到知识，人们多是从柏拉图的认识论谈起，从其《泰阿泰德篇》关于“知识是得到论证的真的信念”定义开发，确认“知识就是感知”“知识是正确的观点”等。但柏拉图因把“知识”(有关恒常物态的、能够固定和肯定下来的理念)与“意见”(对于变换不居、流动行进的事物的看法)区别开来，亦引发了日后知识学观点上的诸多争议。到近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命题，在主观理性主义立场上建立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知识论;康德则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只能按照物所表现给我们那样，而不按照物本身那样来认识它”。对知识问题的持续关注与不懈探求，推动着人类对自身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获取知识的方式与途径、已获得的知识的确定性与真理性、知识中的实在性与主体性等问题，不断去拓展思维并深化思考。

　　如果说西方学术主要侧重于探寻有关外部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因果知识的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观则呈现出与之有所差异的秉性。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乏对客观知识的关注，如子思“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言，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之论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与人密切相关的礼教知识，更注重关涉主体修行的伦理知识，像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五常”，如温、良、恭、俭、让“五德”等，均意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鉴于此，张载区别“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大抵界说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观的概况;朱熹所论“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亦触及了中国古代关于知识要素构成的理解。

　　对知识内涵要义的简要揭示，对中西知识观念不同倾向的大致说明，有助于我们确认并达成这样的认识。其一，知识源自并指向对象性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是外部世界因果关系和运行轨迹的观念呈现，其内容是客观的、确定的，人类由以构建起来的知识世界既关联于“我”又独立于“我”。其二，知识的内容及所涉猎的领域，不限于关于外部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因果知识，必然包括涉及人际活动领域的社会知识、人文知识;知识不囿于对自然奥妙的探寻和追问，亦须求取有关社会发展、人类生活之确定性与合理性的把握。其三，思想体系中的知识固然与思想的视界与侧重有关，但就基准向度及容纳需求而言，务必是：博采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于一体，展现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合力，融会“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之优长;而尤以关注人类生活为本分，以促进社会发展为职守，以推动文明进步为使命。

　　进入到思想体系之中，作为其基础构件和主体内容的知识，又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知识发挥着将思想与其根须深植的土壤紧密联结并由以固本续脉的作用。以对认识对象的客观描述和准确把握，知识因其内容的客观性而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知识的客观性内蕴着知识的绝对性，知识的客观性、绝对性则使知识与外在世界趋向同一。而思想根须深植的土壤是在客观对象那里，在思想走向体系化的过程中，思想与客观对象却是渐行渐远。要确保思想的根须始终植于大地土壤之中，并从中不间断地获得基础养料，必然依靠知识及知识的联通作用。作为思想中的基础内容，知识在客观上被赋予一种“中介”职能，将“思想之花”与客观对象接合起来，使主体观念与现实存在得以“牵手”。这时的知识，虽身在思想体系之中，一只手却伸到思想之外，抓牢了客观对象的衣襟，维系着自己的“母体”(思想体系)与更为宽阔宏大的思想的“母体”(客观对象)的血脉联系，以一己之力担负起为思想“母体”固本续脉的责任。

　　其次，知识发挥着确认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并使之借以承载起应有功能的作用。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固然由思想体系与认识对象的内在契合来确认，实质上却主要是由思想中的知识成果能够准确反映客观世界为依归。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知识被称为“真知”，既包括由千万人践行、具有共识性的“常识”(如形而下的性状描述)，也涵纳被充分验证过、确认无误的“道理”(如形而上的本质揭示)。在培根看来，“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正是因为知识的客观性、准确性，缘于知识出自实践并合于实际，思想才被注入充足的科学特征与真理属性，思想才得以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的价值、意义，得以信心十足地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权威性，在思想内部是由知识来确认与支撑的。

　　再次，知识发挥着助力思想健康成长并使之续进生成“方法”、确立“价值”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知识内容的思想能够生存、能有作为。但思想基于知识却不限于知识，思想包含知识的内容却不归结为一个知识体系。如果思想只是知识的集合体，那就降低了思想的层级和品质，使之类同于几何学、植物学、社会分层理论等。思想不能以拥有知识为满足，思想既要容纳知识、尊重知识，更要运用知识、发挥好知识的力量，向建构“方法”、提供指导前行，向明晰“价值”、坚定信念进发。在这一进路追求中，知识不仅不能也不会缺席，而且要发挥助力续进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自我提升与自我实现。思想在生成“方法”、确立“价值”的道路上，必须以知识作为坚固支撑并从中汲取力量。当知识、方法、价值不断完善并趋向合一时，思想体系才真正达至成熟完备状态。

　　思想以知识为根，知识是思想的沃土。健全的思想凭依丰厚的知识，丰厚的知识为健全的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