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党建系列活动】苟坝归来 斗志弥坚

让我们一起回顾下苟坝会议吧~

红军马灯馆

当年苟坝会议召开期间，这盏小小马灯，陪伴着毛泽东同志，照亮了红军胜利前行的航程。

苟坝会议与鼓新场战役

1935年3月10日夜，在苟坝村一条小道上，毛泽东同志手提马灯，连夜去找周恩来同志再商红军将要进行的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一场战役看起来不是重大决策，但当时，这场战役与中国革命命运紧紧相连，因而事关重大。历史的“关节点”常常出现在不经意间，苟坝的这条“小道”连着的正是中国革命的“正道”。

当晚的几个小时前，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打国民党军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

从当时形势看，许多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一心要扩大战果，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后勤补给，以利于开辟新革命根据地。

但毛泽东同志认为，诸多不利因素被忽视了：红军经过长途奔袭损耗较大，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来看仍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其次，打鼓新场的敌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战斗力非贵州军阀可比，他们已在此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易守难攻。特别是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随时可驰援打鼓新场，使红军陷于重围。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如果冒险开战，红军将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后果不堪设想。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清晰回忆了苟坝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时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

周恩来同志对这个深夜两人见面的场景同样记忆犹新：“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新的敌情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准确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红军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陷阱。

最终，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中革军委随后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从这件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

此后中央红军一路奋进，顺利渡过乌江，兵临贵阳，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威逼昆明，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小结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巩固，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由此得以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得到巩固，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焰从西南一路燃向西北，最终燃向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