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向党|党史故事第十三讲：朱毛会师 组建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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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三整

1927年10月初，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在三河坝同国民党军钱大钧的3个师10个团约两万人激战3昼夜，于10月6日撤出三河坝，转移到福建饶平以北的茂芝地区，在此遇到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南昌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已经失败。此时，部队由4千多人锐减至2千多人，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在此危难时刻，部队何去何从？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这一连串的疑问成为摆在朱德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同时对客观形势做出了清醒的判断。他断然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当时，这2千多人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绝大部分不是他的老部队，对他又缺乏深刻的了解，领导起来有相当的困难；加上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部队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但朱德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保存这支濒临溃散的队伍的责任。陈毅回忆：“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可见，如果当时朱德没有过人的胆略及坚强的党性是难以做到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做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茂芝会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确立，使起义部队得以初步稳定下来，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也为此后的改编及整顿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前进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由于一连串失利引起的悲观情绪,仍像迷雾一样笼罩着部队。一些官兵认为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对前途丧失了信心,思想上灰心失望，因而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甚至有人还提出解散队伍的主张。在这种情形下,逃离现象不时发生，常常有人不辞而别，甚至整排、整班地脱离队伍。起义军有顷刻瓦解之趋势，革命火种有随时熄灭之可能。因此，在部队的行动方向上达成统一认识之后，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斗志就成为部队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适时地进行了3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庚整编、上堡整训。要想保住革命的火种，光有行动方向上的正确决策还远远不够，首先必须通过思想整顿，激励起广大官兵继续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使绝大多数的人坚定革命的信念，才能谈得上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整训。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10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到达天心圩后，朱德亲自召开军人大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在大家情绪极度低落，灰心丧气的时候，朱德的话，对大家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使大家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了鼓舞，增加了信心，驱散了广大官兵心头的阴影，坚定了他们革命的信念。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朱德又提出了“愿走则走、愿留则留，要求回家的，发给路费，不予强留”的革命自愿原则。这样，经过教育整顿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离队了。而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都是革命的精华，其中有许多人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月底部队到达江西省大庚县时，状况已经十分令人担忧了：一是部队建制很不完整, 只剩下八九百人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十个人,以至于无法开炊，甚至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形；二是党的组织机构很不完善，有些党、团员找不到组织，党又抓不住士兵，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三是起义军中的军阀习气还很浓厚,军官的生活待遇与士兵大不相同,而且还随意打骂士兵,严重影响到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部队的战斗力。为此，朱德决定部队在大庚进行整编，将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一个团，下辖第1、2、3营，以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编为第1营，第七十四团编为第2营，第九军军官教育团编为第3营，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队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编为教导队，组成7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总共9个连。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经过整编，虽然部队的机构小了，人员少了，但队伍精干了，战斗力更强了，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大庚整编时，还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连队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一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实践证明，通过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每个党员在战斗一线的模范作用，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我军一条重要的建军原则。大庚整编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取得的效果跟“三湾改编”是一样的。

11月初，起义军到达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当时，湘、粤军阀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朱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训。上堡整训首先是纪律整顿，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必须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能没收和处理财物。同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使广大官兵遵守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大为提高，从而改善和密切了军民关系。朱德、陈毅等领导还身教重于言教，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行军时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扛步枪，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们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在旧军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的壁垒，事实上开始形成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军民、官兵关系，不仅保障了士兵群众的利益，激发了士兵群众的热忱，也对肃清军阀主义残余，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改善军民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人民军队与一切旧的军队区别开来。

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在整训中，起义军保持每天上课，隔几天还有一次大课，主要是学习新战术，也就是打游击战。朱德还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起义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现在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变化，部队要转移到山区去寻找“落脚点”，斗争方式改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这就需要学习游击战。训练之余，部队以中队或小队为单位，分散到各个村子中去，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收缴地主的武装，组织群众分掉地主的粮食和财物。此时，起义军已经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打仗的模式，开始学会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这是起义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个根本转变。

经过“赣南三整”，特别是起义军在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等地经过20多天的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加强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提高了军政素质，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纪律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从一支濒临溃散的部队转变为颇具战斗力的、党领导的新型军队。朱德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尔后的湘南起义及井冈山会师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后来考入云南讲武堂，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但是他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于是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滇军。不久，朱德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朱德铿锵有力地坦陈：“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尽管这次朱德被拒加入中共，但是他没有失望，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此时朱德主意已定，他要到欧洲去，去留学，到革命的发源地去接触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不久经周恩来介绍终于加入了共产党。信仰是一个思想阵地，也是一种防腐剂。理想信念对顺利推进我们事业具有强大的激励、导向和推动作用，朱德对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矢志不渝值得党员干部学习。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时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朱毛”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朱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长达48年的友谊也由此开始。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朱德旗帜鲜明，慷慨陈词，严肃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张国焘曾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擅令部队南下，要求朱德谴责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朱德严词拒绝，明确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什么的。”

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德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克服分裂，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

朱德胸怀宽广，勇于做自我批评，极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在庐山会议上，他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去整人。在党内政治运动中，朱德特别注重团结，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他不搞宗派，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敢讲真话是朱德很鲜明的品格。有的时候，讲真话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可能会因此遭遇风险，但朱德在官场上是一个爱讲真话的“另类”，在他眼里，不讲真话就是对强权的妥协和纵容。我们各级党员干部应当像朱老总那样，以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喜听真话，有效压缩假话生存空间，逐步铲除假话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从佃农之子到共和国元帅，朱德一向以身作则，坚持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他曾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城镇、学校、车间、田间地头甚至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回去后写出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并提出具体办法、意见或对策建议。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1937年11月，朱德的一个外甥从四川老家随抗日部队来到山西省的八路军总部，告诉他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株连和迫害，家境非常困难。朱德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身无分文，便在山西省洪洞县给他四川的好友戴与龄写了一封信：“……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

堂堂八路军总司令，却连寄钱尽孝的能力都没有。区区200元难倒了总司令，于是只得求助川中好友了，信中充满了信赖。朱德一生始终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始终如一地以劳动人民的儿子为荣，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对于金钱物质享受，朱德看得很淡，他反复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龙源口战斗

《西江月·井冈山》

行动要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

朱德

范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