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战士尹峰的红色人生

原名尹卜驹的尹峰家乡在湖北武昌，她出生那一年本地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整个华夏大地战乱频仍。受哥姊的影响，年幼的尹峰常常跟着青年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加入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1938年3月，成立约半年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武汉招收团员，15岁的尹峰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决定放弃学业，要“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去”。姐姐卜甄通过地下党关系向服务团中的地下党支部做了介绍，尹峰就此成为战地服务团的第三批团员。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何香凝发起，其秘书胡兰畦任团长，是一个协助中国军队抗日的军事化团体，几十名团员均为年轻女性，多数为女工，少数是像尹峰这样的学生。她们在战地医院服务伤兵，在战场前线做宣传、动员，同时在地方调查情况、发动群众支前。

两年多的时间里，尹峰随着战地服务团先后转战皖、赣、鄂、湘、豫等多地，每到一处即就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跋山涉水，日晒雨淋，经常一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尹峰回忆。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但却以中共组织及其成员为骨干力量，内部建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经陈毅批准，受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

1938年8月，服务团开赴武汉，渴望尽快接上组织关系的尹峰通过了申请，在武昌蛇山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姐姐卜甄告诉她，虽然年龄还不及18岁，但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情况特殊，服务团中没有共青团支部，组织决定破格吸收她，在党内对她进行教育培训。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尹峰回忆，“我面对党旗，向党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学习了党章后，她更是感觉“一下子又长大了几岁”，决心要“全方位隐蔽好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克服一切困难，顽强战斗下去”。

在编辑团内的重要文宣阵地《战鼓》周刊时，尹峰和同志们不仅报道全国各抗日战场的形势，还不露痕迹地融入暗中学过的《论持久战》思想，驳斥“曲线救国”论，痛斥汉奸卖国言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号召枪口对外。

据尹峰和团员们后来的不完全统计，服务团在所到之处先后成立了妇女识字班、文化补习班20多个，共有约670人参加，组织起当地妇女儿童，形成了支援抗战前线的重要力量。

1940年底，战地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迫于被渗透的压力，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撤出十九集团军，尹峰接到的任务是到延安去。尹峰回忆，“我当时听说后，高兴极了！”在此后近两年的万里跋涉中，“到延安去！”一直是支撑着她走下去的念想。

尹峰从江西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重庆、河南、山西等地，其中自重庆后，由于形势严峻，为安全起见，改乘车为步行。原本就患有结核病的尹峰又感染上伤寒，就留在太行山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养病，后又因病情过重被托付给当地一位贫农大娘，战友连棺材钱都帮她预备好了。在这里，她经历了两次反“扫荡”，在大娘的细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

1942年6月，尹峰终于随部队渡过了黄河。听到边区群众宏亮的歌声：“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她终于走到了延安。“天空特别明朗，我们个个轻松愉快。”尹峰回忆，“行军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散！”

当尹峰报到时，接待的同志惊讶地说：“你怎么还活着？”原来，同志们以为尹峰病得太重，活不成了，已经缴销了她的身份。“是呀，我终于活过来了！”尹峰兴奋地答道。

在延安三年后，尹峰同丈夫转战华东，投身人民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居福建，在省妇联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在儿女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是从乡下调研回来没几天，就又下乡去了。

尹峰的丈夫是闽西老区龙岩人，土地革命时一直在当地战斗，夫妻俩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龙岩工作过几年，对老区的乡亲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共产党员，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作为老新四军战士、老党员的尹峰老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