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情报部第四局局长、政务院情报总署副署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在党的历史上，有一位革命家因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被称为“张老太爷”，他就是中央文库的第一任保管人张唯一。张唯一巧妙与敌人周旋，虽险象环生，但未出现过一次纰漏。即使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罹患骨结核，但他始终未透漏一字，为保护党的“一号机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家子”和气大方，法租界紧急避险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张唯一担任湖南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建立中央文库，张唯一全权负责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既有帝国主义的军警巡捕，也有肆无忌惮的国民党特务。要在血雨腥风中保管好这些机密档案资料，方便查阅、利用，还要保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需要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创造奇迹。张唯一作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位守护者功不可没。

按照《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机关必须以“家庭化”的面目出现。于是，张唯一从中共中央秘书处选调于达和张小妹两名秘密党员，三人组成一个“家庭”。张唯一是木材行老板，家中的“老太爷”；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是“少掌柜”和“少夫人”。

在日常生活中，“张老太爷”之家与房东和左邻右舍交往和气、大方，如有特务搜查，全家奉烟上茶，“热情接待”。尽管经常有特务、侦探、警察、巡捕上门“光顾”，但没有一次露出破绽。为了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张唯一平时注重搜集和掌握情报，取得与敌斗争的主动权。

1931年4月25日，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当即雇用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凯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所幸张唯一主要职责是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珍贵的文件和资料由此躲过一劫。

分类分时巧整理，分存多处保安全

中央文库的安全是第一要务，开展档案的整理工作，也是守护者的重要职责。

张唯一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进一步制定了“一切文件归档案”的制度和《关于文库材料编目问题的方案》，将保管的文件按照“分地”“分时”“分项”的三分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分地”，就是将全部档案资料按其作者结合地区分开；“分时”，就是将一个机关和一个地区的全部档案按时间顺序排列；“分项”，就是将一个机关、一个地区某一年代或某时期的文件按“项目”分开。

为了方便利用文库档案，在张唯一的领导下，文库管理者又制定了《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按照时间和目录项目对文库档案进行分类顺序编目。通过分类和时间顺序编目，既不打乱文件的年份，又能在同一个目录上把文件按类分开，同时还标明了文件的总数，这样不仅方便了存取，也方便了利用。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的机密档案不宜大量集中于一处。中央文库的档案资料虽然是集中统一保存，但张唯一将文库档案分存在不同的地方，以隐藏巧妙、不露破绽为原则，确保档案文件的安全。

牢房相约践誓言，上海香港忙情报

1932年，上海地下党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上海临时党中央不得不陆续撤往江西苏区，中央文库则继续留在上海，由上海中央局代管。张唯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陈为人接替张唯一管理中央文库，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

1935年2月，张唯一和韩慧英不幸被捕，中央文库再次遇险。

幸运的是，张唯一和韩慧英被集中在一间牢房里，短时间内，两人统一了“口供”：张唯一化名“张文钦”，靠出租房屋生活；韩慧英是河南开封农村人，来上海找二表姐走错了门，互相完全不认识。两人利用可贵的碰面瞬间，相约“至死不出卖党的机密，至死不出卖同志”。最终，他们战胜了敌人的酷刑，保住了中央文库的机密。

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张唯一获释，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38年12月，张唯一赴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无线电和机要工作。此后，他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协助潘汉年从事情报、无线电台等相关工作。1950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1955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办公室主任。

1955年4月，受潘汉年错案株连，张唯一病情恶化。1955年12月10日，他弥留之际，周恩来、李克农赶到病塌前，告诉他：“组织了解你，你是好同志！”张唯一听了此语，含笑而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