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能做的，无非是燃烧自己

视频来源：上观新闻

很兴奋。我12岁那年考进戏校，进入“昆三班”学戏。第二个本命年，遇上昆曲的低谷，听众非常少，我和同学们一所一所大学地跑，想尽办法宣传昆曲。快到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我离开上海昆剧团，创办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今年差不多又快要到本命年了，我回到了母校。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时间赛跑。除了演出之外，还做了很多美育普及的工作，和许多观众分享昆曲的美。现在回到学校从事职业教育，是我内心非常想做的事情。

听说您上任第一天就去看了学生们的早功课？

我们当年练功的时候，老师在后面盯着，没人敢说个“不”字。老师说，唱戏不是请客吃饭，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就对了。

对于现在的孩子，我有两点感受：在如此喧嚣的世界里，学戏的孩子大都保持着一份纯真，戏校的传统对他们的熏陶，使他们身上有一种朴实与踏实；不过，也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不太好管。他们从手机上接触到的信息太繁杂了，思想很活跃。

放暑假前，我给文化教研组的老师们开会。28个老师管着全校近600个孩子的文化课，他们坦言压力很大。我非常理解。当年我们这些淘气的男生把数学老师、英语老师气回了家。不过那时候，专业课成绩更受重视，现在专业课与文化课成绩的比重是相当的。学戏的孩子不能只懂唱戏，文化的积淀决定了你的艺术人生能走多远。我觉得，像过去那样靠严厉的管教和简单的说服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为人师表，身体力行地去影响孩子。

上海戏校（现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从1954年成立以来，昆剧专业只招了7代人，从“昆大班”到现在的“昆七班”，几乎十年才招一届。昆班难啊！这里面有市场需求相对比较少、剧团少的客观原因，也有各种原因。

要招到优秀的孩子，需要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我跟老师们说，我们究竟靠什么吸引优秀的孩子来报考上海戏曲学校？我们的首任校长俞振飞先生带领学校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未来我们学校一定要继续扎根在全国戏曲职业学校的第一方阵。我们还要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思考这份职业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尽量为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

的确会有，不过既然担起了这份责任，我就必须把学校作为我工作的重心。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学期对我来说简直是“狂轰滥炸”，人事、采购、基建……我都要从头开始学。我还把学校的每个教研组都跑了一遍，倾听老师们的需求。只有了解他们，才能跟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今年是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也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经学校的批准，我回到舞台上演了三台戏——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当代昆曲《春江花月夜》以及“笛声何处”昆曲非遗20周年演唱会，这三台纪念演出是对昆曲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诠释。这段日子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舞台终究是我的救赎。

从学校赶到排练场的时候，我经常是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有时候还要熬夜录音。但只要化完妆，往台上一站，我整个人就感觉精神了。在这次演出中，我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让我意识到回学校投身教育的使命。

为了这次的经典折子戏专场，我向蔡正仁老师重新学了传统戏《太白醉写》。我扮演的是李白，当我拿起毛笔，写《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别说是毛笔，我们现在连拿笔的机会都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手机和平板电脑。

当年在戏校上学的时候，老师逼着我们练毛笔字，写得好的地方，还会给我们画个红圈。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练了。而戏曲的残酷就在于，如果你没有在传统文化中长时间地浸润，当你拿起那支毛笔，当你唱、念那些古汉语的时候，就会找不到感觉。我们的学生都是“00后”“05后”，他们来自“Z时代”，移动互联网几乎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当他们演传统戏的时候，怎么找感觉？

是的，我们还真需要一点抵抗力。演了这出戏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基本功可真不能丢啊，必须得让孩子们把基本功扎实地传承下去，否则他们将来走着走着，就容易找不到路。基本功不仅包括“四功五法”，还得让自己浸润在传统文化中。传统文化在身体里流淌得够不够多，到了舞台上，一个动作、一句唱就会立即表现出来。对孩子们来说，未来他们所看到的戏剧的变化会越来越同步于世界戏剧之林，基本功不扎实、传统文化浸润得不够深，就会找不到自信与依靠。

前段时间去得少了，最近我正准备去看他。姚老师已经快90岁了，他是我在上海昆剧团时的声乐老师。

刚进团里的时候，老师们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比较用功，算是有点灵气。但是等到要在台上渲染人物情绪的时候，我的爆发力和感染力不够，原因是嗓子不够好。

那时我已经在昆剧团唱了几年，对我来说，唱戏是一种煎熬，我对自己的嗓子很不满意，甚至想，要不改行算了。是姚老师给了我崭新的艺术生命，我的声音完全被他改变了。

他是美声老师，他告诉我，力量决定一切，声乐训练就是要“吃拳头”。他把手洗干净，放进我的嘴里，让我练发声，左右手各五百下。他还说，你要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下巴上，然后轻轻地“放”。

我练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因为我没法做到“轻轻地放”。后来我在团里发现了一个没人的好地方——大练功房旁边的小练功房里面的一间资料室，我自己在那里练。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顿悟了，终于找到了举重若轻的感觉。

于是我又找到姚老师跟他练习，从此再也没有中断过。我从姚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发声的力量，还学到了辩证的思维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一个喜欢革新的人。这种革新的自信来源于我对昆曲的传统与本质的理解，在这条路上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走过什么弯路。

《春江花月夜》是我认为的昆曲在当下最好的样子，因为它守住了昆曲的本质：一是使用古汉语。二是坚持用曲牌体。曲牌体是昆曲音乐的来源，一旦丢掉了曲牌体，昆曲与京剧、越剧等采用板腔体的剧种相比，就失去了特色与优势。当年一拿到《春江花月夜》的本子，我就非常喜欢，因为编剧罗周不仅是用古汉语写的，而且曲牌的联套非常严谨。三是昆曲思考的问题是深刻的。前一段时间我去越剧院讲课，我说，演才子佳人，昆曲可能演不过你们；演金戈铁马的历史故事，昆曲或许演不过京剧。但昆曲思考的问题是形而上的，生与死、人与时间、灵魂与宇宙，这三者是昆曲永恒的议题，也是昆曲永远不会过时的原因。

《春江花月夜》经过6年的打磨，我很高兴它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和思考。从首演那天起，几乎每场都有观众告诉我他们流泪了。张若虚的执着、辛夷的牵记、曹娥的痴心，在这段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里，观众也许会想，我今天为何坐在这里？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过去和未来的人生是怎样的？在排练和演出时，我也在思考着这些问题，然后在某个命运降临的一刹那，就悟到了。

《春江花月夜》承载着我们创作团体的辛苦记忆，也是我生命中一段苦难的记忆。

2015年，在距离《春江花月夜》首演不到10天的时候，我父亲遭遇了车祸。当我坐在ICU门口的小板凳上，忽然体会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多么希望我演出的时候，父亲可以坐在下面看，可惜他看不到了。

戏里的张若虚对少女辛夷一见钟情，可还没来得及倾诉，就早亡了。后来在鬼仙曹娥的帮助下，他重生回到旧地。此时，27岁的张若虚该如何凝望已经66岁的辛夷？我一开始总是把握不准这一次的四目相对，直到在香港的那次演出。

那天，我在台上足足看了辛夷15秒，台下的助理以为我忘词了。演出结束后，导演李小平来安慰我。我告诉他，那15秒里，我见到我父亲了。我忽然想到这部戏的一句宣传语：“穿过生死狭长的甬道，你我久别重逢。”

后来，罗怀臻老师得知了这件事，他对我说：张军，你父亲是在用生命来让你明白艺术是为了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历练，一次过于残忍的历练。

观众能在传统戏剧中看到什么，获得怎样的精神慰藉，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曾有朋友告诉我，她第一次走进剧场听昆曲，当笛声响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说，因为中国文化一直深藏在你心里，就看哪一天会被什么东西开启，而昆曲就是一把非常伟大的钥匙。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昆曲里都能感受到。

昆曲之所以绵延600年，不仅仅是因为优美的诗词、曲调和动人的故事，手眼身法步里还隐藏着生命的密码。2019年，钢琴家玛塔·阿格里奇邀请我去德国演出，我们将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昆曲《牡丹亭》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结合。我告诉阿格里奇，这两部伟大的戏剧作品几乎诞生在同一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故事就此结束，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死了，这部戏才刚刚开始。汤显祖在“临川四梦”这四部戏中浸润的生命体验是极其深刻的，他写这些戏并不是兴之所至，而是因为一种生命的呼唤。

当然，听昆曲也不强求，你听与不听，它就在那里。对我自己来说，我深深地被昆曲救赎，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把我的体验与感悟传递给大家。

传统戏剧和当代观众之间，可能只隔着一层纱。如何让当代观众产生心灵共振，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水磨新调”里，我的唱法没变，昆曲还是昆曲，只不过因为与不同的音乐风格进行融合，从而变得更好听，更容易让当代观众接受。我很庆幸这个创意就像一颗种子，10年来，它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跨界产品。

昆曲其实可以是非常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就存在于每一位艺术家鲜活大胆的探索中。何谓经典，何谓传统？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创新，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被沉淀下来，才成了经典。

对于2018年的那场万人演唱会，评价确实是“血淋淋”的。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今天晚上张军像张学友那样站在舞台上唱昆曲，我听了两首就拍案而走。”也有人说：“我听了五首以后，拍案叫绝。”随着人们对这件事的讨论越来越多，各种有关昆曲的“为什么”也被提了出来，这真的很好。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对现场的一万名观众说，昆曲在你们的鼓舞下回到了它曾经拥有的大舞台上。诚然，这个时代的大舞台是属于电视剧、电影的，但我就是不认输、不怕死。害怕失败的人是不会去唱昆曲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12年前刚离开上海昆剧团、创办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的时候，真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不怕死的心。我自己扫过地，和同事们一起住在发霉的园林里排园林版《牡丹亭》。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学会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因为我没什么可输的，只能勇往直前。

这12年里，我很珍惜我们的每一部作品，从园林版《牡丹亭》《春江花月夜》到《我，哈姆雷特》，希望它们能够经得住观众与时间的考验。

冥冥之中，我走上了自己想走的教育这条路。而我之所以敢于接受戏校校长这个挑战，正是因为有这12年的历练，否则我不可能这么坦然。回到母校工作后，我对老师们也说了这句话：没什么可输的。只要是为了这份事业好，为了孩子好，为了学校好，你有什么不敢去做的？

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来说，孤独是必要的，我需要寂静的角落去思考。但是从戏曲艺术的长远发展来看，我们真的需要一群有理想、志同道合的伙伴。

所谓理想，不是说今天开始做，明天就能看到结果的。1994年，我们“昆三班”刚毕业时，以为可以学以致用，没想到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多。于是我们开始去各大高校免费推广昆曲，当时我们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们一份盒饭就行。当时觉得好像什么收获都没有，但坚持了多年之后，发现台下的观众渐渐多了起来。我告诉自己，每一位观众到剧场看昆曲，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个很可能是唯一一次的机会中，靠什么吸引住他们？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燃烧自己。现在回想，假如当时没有坚定的理想，可能真的会熬不住。

我觉得，昆曲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所有传统戏曲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古老隽永的艺术要想在未来的舞台上焕发出璀璨光华，只靠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队是不够的，肯定需要国家给予支持，需要优质的教育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接班人。

END

责编：刘佳奇

排版：卢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