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景发：他用生命去做研究

“怎样做科学研究，答案有千万个，对我来说，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生命去做研究。”这是邓景发院士在2001年的元旦晚会上对学生的肺腑之言。这对科学研究浪漫的誓言，更是他学术生涯的写照。

邓景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他长期致力于金属和合金的表面化学研究；非晶态合金的结构、表面组成和催化性质的研究；膜催化研究；纳米粒子的制备、结构和催化性能研究及低碳烷烃的选择氧化等科学研究。他成功用电解银催化甲醇制甲醛，并对上述催化反应机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催化剂表面原子氧和次表层氧在催化反应中的作用，证实了IB族金属吸附氧的反馈键模型和催化剂表面存在的诱导酸性，并研制出新型银催化剂，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八十年代后期，邓景发与中国石化集团石化研究院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非晶态合金催化剂的研究工作，他首次把非晶态合金以高分散形式负载在大比表面的载体上，解决了比表面小的问题；他提出了非晶态合金的高催化活性是由几何效应引起的观点，研制成几种新的非晶态合金。此外，他还研究出环戊二烯催化合成戊二醛的新方法。邓景发发表学术论文249篇，其中大多数发表在国际核心刊物(SCI)上，并在国内外申请获得了数项专利，其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被广泛引用。1997年他受邀为美国《今日催化》期刊撰写反映当时非晶态合金催化剂研究动态和进展的综述文章，1990年担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交换研究员，同时还受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1986年，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他被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和“金马”奖章。1995年邓景发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邓景发将一生奉献给了科研事业，尽己之所能推动国家化学学科的发展，用行动为“用生命去做研究”注脚。

邓景发深知一人之力再强大，也终有枯竭的一天，而化学学科的发展需要长时间、集众力来推动。在苦心科研的同时，邓景发也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实验室的建设。

九十年代初期，复旦大学化学教师面临青黄不接的处境，针对这种情况，邓景发大胆启用年轻教师。一方面选派年轻教师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促进年轻教师的成熟；另一方面，他在国外广泛引进优秀人才，将他们推向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实验室建设方面，邓景发自行设计组装了数台表面能谱和光谱分析仪，在国内较早建立了用于催化研究的表面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X射线和紫外光电子能谱仪、俄歇能谱仪、超高真空多功能表面分析仪，并自行组装了程序升温氢还原装置、氢氧滴定装置等设备。

此外，他与范康年教授合作编写出版的《物理化学》教科书，获得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他也为研究生们讲授“表面化学”和“分子催化”课程，撰写《催化作用原理》一书，并为他们开设“化学前沿”讲座，将自己的知识不遗余力地传授给学生。

知识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通过邓景发的长年规划，复旦化学学科的发展有了更完备的基础，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化学人的前行之路。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邓景发院士在1999年12月11日的报告中，以此为标题。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以生命践行着教师的天职。

“教授教授，就是要教和授。”邓景发如是说。对于培养学生，他认为有两个重点——

一是专业知识的传授：他对待工作极度认真负责，几十年如一日地备课到深夜，每个细节都要再三敲定；他讲课深入浅出，能将最难掌握的专业课程“物理化学”讲得生动易懂、颇具感染力，他对基础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专业知识的灵活应用可见一斑；同时他注重创新，常启发学生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做人：邓景发经常组织座谈会与学生交流，在做学问之前，学生们需要回答“为什么要读研”“如何做一个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的中国人”等问题。在出国风盛行的八十年代初，许多同学准备托福考试，影响了大学学习。邓景发认为，同学们应对出国留学抱有正确的态度，重要的还是做好学术和科研以建设祖国。他曾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如果都出去，谁来搞建设？中国不强大，在国外的华人也抬不起头来。”

邓景发具有严谨求实、以身作则的严师风范。在学业上，他严格把关，对学生在学习和思想作风上暴露出的问题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并一起研究改进的方法。邓景发以前的导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而他又把从前辈继承来的良好学风传给他的学生，使复旦人严谨、求实的传统薪火相传。

邓景发认为，知识一遍遍的打磨，学生的基础知识才会更加扎实。他要求学生每个实验一定要重复三遍，因为三遍都证实的数据才有可靠性。身教大于言教，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全体研究生都自觉遵守工作制度，工作积极性强烈。邓景发对于硕士和博士有更高的要求：每个硕士生毕业时至少发表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每个博士生毕业时至少有两篇以上的SCI论文被发表或录用。严师出高徒，他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经常刊登在国际期刊上，获得了同行的赞赏，在全国赴美出国留学生考试中名列前茅。他的学生陆靖教授回忆说：“每逢老同学相聚，回忆起大学时的情景，总会为我们那时能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而感到荣幸。”

邓景发具有慷慨博大的长者仁爱。他拥有着慈父般的关怀，对待学生就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改善饮食条件，他购置了在九十年代初还属于高档消费品的电冰箱和微波炉，为加班熬夜的学生送去宵夜；对于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邓景发也慷慨相助。邓景发亦是学生的知心朋友，他说“教师要和学生交朋友，因为我始终和年轻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他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并及时疏导学生内心的忧虑与痛苦。曾有一位学生物理化学只考了38分，谈话中他得知是因为那位学生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他鼓励学生要从悲痛中走出来，纪念逝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活着的人多贡献于社会。学生深受感动，在他的帮助下从低谷中走出，成绩也逐渐好转。

邓景发的人格魅力在学生中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许多同学毕业离开复旦大学后，仍要求来邓先生这里参加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邓先生的关怀。此外，一些先后调到复旦工作的青年教师也表示邓先生对他们的影响极深。赵东元教授说：“我从1988年认识邓老师以来，很崇拜他，我转向搞催化就是读了他的《催化原理》一书。我到复旦来，是与他分不开的。”

夙愿已偿，桃李满堂。邓景发所教的学生在参加中美联合招收出国研究生考试中的成绩名列前茅，研究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受到同行的赞赏。邓景发担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包括28位博士和22位硕士。1989年他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他和范康年教授合著的新版《物理化学》于1999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教育领域，邓景发成绩斐然，是当之无愧的翘楚。他以严谨求实的思想与以身作则的作风在学生的求学生涯中擎起明灯，照亮征程，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人投身于学术的星空，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是邓景发为复旦学生刊物《化学苑》作的题词。这不仅是他对新一代青年们的殷殷期望，更是他对于自己的毕生要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

1933年，邓景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旧社会上海家庭。少年时，家遭日本侵略军炸毁，家境贫寒，曾随母流浪街头，后在友人帮助下，母亲摆饭摊谋生。而邓景发则白天上学，晨晚协助母亲购物、记账，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母亲常以国难家难的事例教育他“勤奋读书，做一个有用的人。”日后，他常对人说：“母亲虽然一字不识，却是我的严师，一位终生的严师。”艰难的少年时期和母亲的谆谆教导对他的爱国情怀与坚持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

1978年，我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迎来了新的春天，提出“电解银催化剂”的邓景发更是迎来了自己崭露头角的机会，1984年被提拔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邓景发都未改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邓景发对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相当重视。他认为青年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大学的教授们更应该以身作则，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他也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回来更好地将这些技术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当中，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人民。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许国勤教授，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曾在邓景发实验室做过毕业论文，邓景发就通过他在复旦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间牵线，实施联合培养学生的项目，让学生在国外先进设备的环境中更有利地学习技术，也享受国外给研究生的待遇。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同时攻读复旦大学博士生课程，回校后进行论文答辩。这一办法使乔明华、曹勇和李振华先后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联合博士，学成后回国，留在实验室为复旦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邓景发当年悉心栽培的三位学生，都已成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参考文献：

1.《用生命去做研究——纪念邓景发先生八十诞辰文集》

2.乔明华,许国勤,范康年.邓景发先生传略[J].催化学报,2013,34(05):8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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