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团拜，仅奉“清茶一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到北京，几十年来坚持至今的做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团拜会”也就是“团体拜年会”，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新年酒会，但通常更具官方色彩。春节前夕，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都会开展“团拜”。
据亲历者后代回忆，“团拜会”始于延安，由毛泽东倡导。为杜绝送礼、不因拜年影响工作，便在年前将大家召集到礼堂，每人一杯清茶，开展“团拜”，无酒也欢。
“团拜会”是中共的一大创造，既传承了习俗，也倡导了清廉之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督战“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在党史中留下浓重一笔。 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几成定制。春节前夕，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和党内同志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聚一聚、坐一坐，共迎新春，送上祝福。 “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人民日报》曾对1982年的团拜会这样报道，“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今天没有摆糕点、烟糖。”“大家一杯清茶，互相问候和勉励……” 对于一个注重“礼尚往来”的民族来说，民间拜年断不会“空手而来”，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物质积累日厚的现在，却在年节之时始终倡导、约束党员，保持“清茶一杯”。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从中共坚持的这一杯清茶之中，至少可以解读出这四个关键词。 一则“清”，茶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清新高洁”的意涵，一盏清茗寄托的是山高水长的君子高义。无论是党内交往，还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是喻于义的君子之交，是“清”“亲”二字。 二则“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轻车简从、精简会议文件、精简接待、精兵简政。一个个“简”字是中共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改善作风的努力。 三则“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历过筚路蓝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富民丰的今日，仍恒念物力维艰，在党内绝不允许奢靡享乐之风，并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风尚。 四则“惕”，“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已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深知“最大威胁就是腐败”，以零容忍惩治腐败，在每一个细节强调党风廉政，正是这个执政党的忧患意识所在。 “一杯清茶”从多个维度彰显出这个百年大党的文化气质，不失温度的君子之风和对清新高洁的品格追求。 而从政治气质来讲，“一杯清茶”更是中共历来极度重视作风的生动细节之一。 延安时期起，中共就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之后，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共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十八大后，更出台了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宣战。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考察，便以轻车简从的方式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他这样告诫全党。
众所周知，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在他早期的革命岁月中，一个“油印博士”的雅号则记录了他留学法兰西的岁月。那么，当时的他是因何得名的呢？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面对危亡的时局，各种思潮并起，求索救国道路。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而在远离中国的欧洲大陆，1922年诞生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留学法国的邓小平也成为其中一员。 1922年8月，“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没多久后，邓小平就被调入该刊，负责刻蜡板，成为编辑部里最年轻的成员，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团结旅欧青年的重任。他白天勤工俭学，晚上进行刻印工作，虽身居陋室，条件艰苦，但工作热情丝毫不减。他会把稿件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出，再装订起来。 邓小平对《赤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给一同在法国留学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由于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刊物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身边的人们称赞为“油印博士”。这既是对邓小平辛勤劳动的赞誉和肯定，也是对年轻的革命者的鼓励。 在邓小平和一众革命者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被旅欧华人盛赞为“我们奋斗的先锋”。1924年下半年起，邓小平开始担负起《赤光》的编辑工作，撰写了大量文章，以手中的笔为革命工作作出贡献。 在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很快成长起来，后曾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人生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回首邓小平的经历，其革命生涯正是由办报时期的“油印博士”起步。 “油印博士”的称号，记录了中共领导人早期为救国而求索的岁月，也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宣传的重视。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宣传舆论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重要战线。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12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办过报纸和刊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新闻宣传始终是动员群众的号角和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需要发扬“油印博士”的精神，做好宣传工作，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柜”。这一称呼因何而得？这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 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柜”。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柜”。 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 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 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 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 不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都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 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 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 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年过节。 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季度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 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 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
在中国，一条街道尤为特别，当你来到这里，导游会告诉你，在这条250米长、不足4米宽的小街上，可以看到两种制度——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则是资本主义。人们难免好奇，如此独特的风景线是如何形成的？ 这条街名为“中英街”，位于深圳市东南边界的沙头角，是内地唯一与香港陆路相连的地方。1899年3月，清政府与英国勘定新界北部边界，沙头角被分为“华界”与“英界”两部分。由于两边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慢慢有了这条沿“中英分界线”形成的街道。 “40多年前，我来深圳，去中英街，看到两边差距确实太大了，一边是破烂木板房，一边是带空调的气派小楼。当时就感觉到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愿望。”2020年参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展览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感慨回忆。 改革开放使中英街以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店物美价廉的优势，成为名震一时的“购物天堂”，高峰时期一天内涌入游客超过10万人次。 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中英街成为“一国两制”最直观的体现：一侧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侧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管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见证者，这条特殊的街道也逐渐从“黄金街”转型为景点。界碑、警世钟、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令游客可从这不足0.2平方公里的区域追溯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 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路中不断创新、永葆生机活力的成果之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走出一条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的道路。 中共十八大以来，这一过程更加速进行。从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到持续扩大“一带一路”伙伴网络，再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有评论指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红利不断产生“外溢效应”，助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区域经贸合作、多边开发合作等多个领域。 “一街之兴衰，关乎国势；百年之荣辱，窥于一斑。”制度创新，让独一无二的中英街从单纯的军事分割线蝶变成为“一国两制”的历史见证。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中共也将不断应对新形势，不断以新思路、新方案展示更多的可能性。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都曾回忆说，最怕周恩来总理的“认真”。 有一次，一位部长汇报工作时多次使用“大概”“可能”“差不多”等模糊字眼，周总理严厉的批评顿时让他下不来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就是官僚主义！” 看到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有人叫屈——一部之长每天那么多“大事”要处理，些许细节不记得有什么大不了？大国总理日理万机，怎么还有心情和精力去抠几个字眼呢？ 然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若身居领导岗位者动辄满足于“大概”“可能”“差不多”，上行下效恐怕将成必然，各级工作里不知会注入多少“水分”。 时下热播剧《山海情》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某主管农业工作的领导干部不深入村间地头了解实际情况，为了“政绩”想当然地向上汇报和吹嘘，大搞形式主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倘若上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如周总理一般足够“认真”，要求干部们都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还会被这种“大忽悠”型的干部蒙蔽一时吗？ 事实上，周总理的“认真”不仅仅体现在跟部长们“抠字眼”，这两个字是贯穿他一生的“关键词”。因为认真，绝不肯搞特殊化为亲属“开后门”，侄子周尔辉一辈子留在了老家；因为认真，不占公家半分“便宜”，在照相馆获赠的照片非要自己付钱；因为认真，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后还一定要亲自核算相关数据；因为认真，病重时签字也不忘注明精确的时间…… 回顾中共党史也会发现，不单是周总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经历中都很容易提炼出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认真。他们不论是在青少年时期求学读书，还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都有一股“较真”的劲头。或许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做起来却一定不能有半分糊弄和敷衍。 习近平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真”都是共产党人对自身的最重要要求之一，也是这个世界第一大政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制胜法宝”。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 民众观看、拍摄北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零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 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 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风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的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 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支旧旗杆直至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长达42年之久。 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 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被誉为祖国“心脏”，其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 28.3米的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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