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校史 | 追忆70余年前“央音人”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奔赴大西南的峥嵘岁月

在中央音乐学院7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却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建校初期10多位优秀学生和音工团干部，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奔赴大西南的事迹，即是其中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时代。为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从1950年6月至1952年秋，党中央向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四路（西北、中南、西南、东北）访问团。其中第一支派出的即是西南民族访问团。

中央民族访问团得到党中央、政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组建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具体负责。西南民族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他们同时又分别兼任三个分团团长：一分团去西康（包括现四川甘孜、凉山州和攀枝花、雅安市，西藏昌都、林芝市），刘格平兼任团长；二分团去云南，夏康农兼任团长（副团长王连芳）；三分团去贵州，费孝通兼任团长。访问团出发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出发当日（1950年7月2日），《人民日报》特发表社论《送西南访问团》。访问团返京后，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大家。访问团经武汉抵达重庆时（7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军政首长和三省负责人举办欢迎会，并设宴款待全体人员。其中，邓小平同志在欢迎会（1950年7月21日）上所作《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西南访问团也是四路访问团中人数最多的一个。120多名团员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到重庆后又在西南地区增加数十人），其中就包括来自我校作曲系的李佺民、王也夫、李井然、廖胜京，声乐系的郭淑珍、罗忻祖，管弦系的毛应尾、隋克强、张福山，音工团的赵烽、王中、杨光等10多名同学和干部。抵达重庆后，他们兵分三路，分别进行了为期半年至一年的访问（最长的云南团至1951年6月11日才结束访问离开昆明。当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

访问团走遍了大西南的一百多个县市，往返共约5万里。其主要任务和工作是：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及各界代表进行专门访问；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各民族代表会、民族联谊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举办民族干部短期培训班，协助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区或自治县；向当地群众派发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的慰问品和礼物。据记载，仅云南团就接触了51种民族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召开群众大会51次，代表会或座谈会29次；文艺演出52次，观众14万余人；放映电影56次，观众29万人；举办展览27次，观众23万余人；救治各类病患者5000多人（截止1951年1月31日，此时访问团工作尚未结束）。

我校学生和音工团干部主要承担的是访问团文艺组的工作，他们牢记临行前国家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和文化部沈雁冰部长、周扬副部长的亲切嘱托和热情勉励——以艺术为桥梁将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送进兄弟民族的心田，同时虚心向他们学习，采集和挖掘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

文艺组的演出任务非常繁重，每到一地，他们都要为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多场演出。两位声乐系学生郭淑珍、罗忻祖，一人深入云南，一人远赴西康。她们除了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和《翻身道情》《信天游》《王二嫂过年》等各地民歌外，还要学唱当地的少数民族歌曲，也就是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郭淑珍曾扮成藏族妇女在云南藏区演唱藏族歌曲，罗忻祖也曾在康定山区为当地百姓高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此外，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每个团员都要身兼数职。如，郭淑珍除了自己的独唱，还要参加合唱和集体歌舞节目，并承担化妆、打击乐等工作。而作曲专业的廖胜京，除了创作，还要在乐队中担任小号演奏员。

演出之余，团员们都还有采风的任务（采集后整理成册上交组织）。仅云南分团就收集了300多首（个）民歌、民谣、民族舞蹈、民间故事传说和长篇叙事诗，其中就包括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彝族长诗《阿诗玛》。

访问团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了更好地感染、教育、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真正达到“以心换心”的宣传效力，团员们要根据党的民族政策，针对访问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典型事件（人物），采用当地民间艺术形式和音乐元素，及时编排新作品进行演出。这无论对于创作人员还是表演者，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而参加访问团的我校学生和音工团干部，都是各专业的“尖子”。他们技术扎实，素质全面，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在云南团中，有一个节目深受群众欢迎，这就是郭淑珍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表演的男女声对唱《张大妈开会》（刘行作词，刘行、廖胜京作曲）。作品表现的是彝族妇女干部张大妈从元江到蒙自参加专区联合政府成立大会时，遇到一位汉族老汉，两人互相交流对新生活的美好感受的故事。演出时，郭淑珍穿上彝族服装扮成张大妈，胡松华则是粘上棉花当胡子的汉族老汉。这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一下子拉近了与少数民族同胞的距离，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返京后，该节目还入选了代表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汇报演出，受到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的好评。

西南民族访问团出发前，曾被集中到北京国子监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而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刚刚在天津建校不久，6月17日才补行完成开学典礼。因此我校学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学习，就紧急出发了。他们对于西南边陲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有些地方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都还缺乏了解，对于将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路而行，他们没有想到云贵高原的地形这么崎岖，气候这么多变，交通这么落后；没有想到边疆地区还有土匪的出没，有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境外的国民党残兵的不时骚扰，有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血拼”。他们不仅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有牺牲和受伤的危险（尽管有当地驻军护送）。然而，他们没有怕，没有觉得苦，他们有的是年轻人的热情和爱国报国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走过了当年红二、六军团的一段长征路，也躲过土匪的冷枪进入了甘孜藏区。一路走来，他们逐渐理解了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党中央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的重要意义，坚定了深耕民族艺术奉献社会的信念，完成了从大城市“洋学生”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转变。郭淑珍、隋克强等人还因此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同学们在为少数民族同胞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西南之行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和收获，不仅体现在思想品质方面，也包括在艺术观念和专业发展上。

郭淑珍刚到访问团时，其演唱曾被一些来自老解放区的团员称为是“洋腔洋调”。一开始她不服气，想不通。但当她深入民族地区后发现，自己之前所接受的美声训练，演唱的西洋歌剧和艺术歌曲，确实与基层老百姓的需求有较大距离。于是，她认真学唱各地的民歌，谦虚向当地的民歌手请教。返校后，很多人都说她的演唱有了新的变化，比以前更加淳朴、自然。著名作曲家瞿希贤更是认为郭淑珍“土”“洋”结合的好（当时声乐界的“土洋之争”甚是激烈），并主动把自己的新作品交给她演唱。

访问团的特殊经历，不仅使郭淑珍走上中西声乐艺术相结合的探索之路，也让李佺民由此改变了专业发展方向。少数民族音乐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不仅给李佺民带来创作上的灵感，同时也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从贵州返校后，他撰写了《贵州苗族的芦笙》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人民音乐》上。一年后，这位作曲专业的学生又选择留在学校研究部民间音乐研究室（后改为民族音乐研究所），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在贵州团中，还有一位由此走上民族音乐研究之路的，他就是后来考入我校并曾长期任教的田联韬教授。他当时刚从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转业到重庆，被临时抽调到访问团。而也正是这次与少数民族音乐初步接触的难忘体验，促使他成为新中国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先行者。

民间音乐是音乐创作的源泉，能够深入西南这个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镇，对于作曲专业的同学来讲机会十分难得。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音乐养分，并据此创作出了一批优秀音乐作品。其中，廖胜京根据哈尼族、彝族音乐素材，创作了小提琴独奏曲《红河山歌》和钢琴曲《火把节之夜》（1953年）。李佺民则将贵州布依族民歌改编为混声合唱《毛主席派来访问团》（李佺民、晓星编词，1954年灌成唱片）。而小提琴曲《红河山歌》的创作还有着一段感人故事。

廖胜京和云南团团员们一起，走村串寨，访贫问苦，慰问演出。当他们来到元阳哈尼族的一位老大妈家里时，老大妈用当地民歌吟唱的方式给他们讲述了自己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切身感受，歌声凄婉多情，娓娓动听。深受感动的廖胜京暗下决心，要写一首表现兄弟民族生活和感情的音乐作品，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的哈尼族、彝族音乐素材。返校后，他即刻开始创作，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新中国第一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题材的小提琴独奏曲诞生了。而乐曲的首演者则是随访问团去贵州的隋克强。如今该曲已被编入校外音乐“考级”教材，依然得到广泛演奏。

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乃至世界民族关系史的一大壮举，也是中国共产党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成功实践，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石。年轻的“央音”学子能够在西南边陲的红土地上播撒青春梦想，能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留下红色印记，能够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贡献一份微薄力量，值得骄傲，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