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四史”•历史时光机】9月4日——9月10日

历史时光机

198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现行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增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提出，他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提出，概括起来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句话。同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请求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世界妇女盛会“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和以“教育、健康、就业”为次主题，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平等、求实的气氛中就消灭贫困、制止战争、制止对妇女施行暴力、消除男女不平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敦促各国政府作出政治承诺，用行动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崇高目标。

1967年9月5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近10亿元，均属无息贷款性质，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随后几年间，中国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次参与援建。1976年7月，坦赞铁路建成通车。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与赞比亚原有铁路接轨，全长1860.5公里，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极大地改善了坦、赞两国的交通运输状况。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1978年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年、1980年的经济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鄜县（今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边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当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会议提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000年9月6日至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150多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江泽民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关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立场，并呼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2011年9月6日，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区域合作，实现绿色增长》的致辞。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参加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个问题，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达成一致，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由此，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解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他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建军500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７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为此，要求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重申和完善城南庄会议的战略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这次会议的党内通报。

1953年9月8日至1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针对工商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步骤。指出：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渡时期，要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天地增加。

1978年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讨论和确定了新时期妇女运动的任务，通过了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推选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9日，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康克清为全国妇联主席。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当即紧急磋商，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12日，党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经过近十年的筹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获得批准。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至此，全国五个省级自治区全部成立。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不仅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此后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3万余人，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1/3。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985年9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及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局部调整的意见和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