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八路军，在晋绥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边区建设，先后担任120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和榆林战役、瓦子街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的战斗。

 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

 1949年9月，康世恩奉命到玉门油矿担任军事总代表。他接管玉门油矿后，碰到头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四五事件”。“四五事件”是指1949年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的一次工人运动。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怒打了油矿当局的代经理戈本捷。随后，油矿当局勾结国民党酒泉河西走廊警备司令部，将欧阳义等32名工人投入监狱，其中4人被判刑。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职工家属强烈要求重新处理“四五事件”。康世恩决定立即从酒泉接回受难工人。康世恩在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着眼于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时又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军管会在全矿开展了“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广大职工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职工通过教育，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组织。这样，玉门油矿解放几个月后，矿区面貌和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支援解放军进疆部队的油品需要，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把解放前购来、尚未安装的一套热裂化装置投入使用，从设计、施工到开炉，仅用80天就试车一次成功，大大提高了油品的产量和质量。技术人员说，国民党办不成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办成了，今天我们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基础上，康世恩依靠广大职工，建立了工会组织，发展了党员，形成了一支团结群众、发展生产的骨干力量，王进喜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油矿生产形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陆续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白杨河等油田，很快投入开发，使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49年的6.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75.5万吨，1958年达到年产140万吨的最高峰，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的顺利开工。玉门不仅出产品，出经验，而且出技术，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会战，先后调出参加会战职工达7.8万多人，设备2000多台套。正如诗人李季写的那样：“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康世恩历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指挥，石油工业部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组织进行了多次地质调查，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运用多种手段对全盆地进行综合勘探、整体解剖的方针，相继在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松辽盆地和华北地区开展区域勘探，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次突破。

20世纪60年代初，康世恩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持以“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起家，提倡“三老、四严”作风（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石油队伍，并在油田开发和油气集输等方面独创了一套新技术、新工艺，使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大庆油田的发现，开创了陆相地层寻找大油田的先河。康世恩对这一重大地质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继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康世恩又先后组织指挥了沿渤海湾地区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他从这个地区特殊复杂的地质结构出发，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复式油气聚集带的科学概念及相应的技术方针，使我国石油产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文化大革命中，康世恩坚持原则、对党忠贞，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正直无私、忍辱负重，在长达两年的被批判和隔离审查中，始终秉承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原则，顶着被围攻批斗的压力，保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干部。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69年初，渤海海上一口油井被流冰冲击，随时可能出现险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支持下，康世恩受命到渤海破冰压井抢险。6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又点名让他去江汉组织石油会战，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经过两年10个月奋战，一个年产100万吨原油的油田和年加工原油100万吨的炼油厂建成了，诞生了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布局，揭开了中部地区找油找气的序幕。1972年后，他主持燃料化学工业部工作，1975年担任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面对生产遭破坏、能源短缺的严重困难，他坚决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千方百计增加石油、煤炭和化肥生产，制定了引进综合采煤机组、改造小化肥和组织陕甘宁、任丘石油会战等重要决策，为支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78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康世恩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副总理期间，还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1981年，康世恩重新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提出对国家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得到国务院批准。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精心组织实施这项政策，为扩大勘探和开发油田筹集了大量资金，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大大提高了石油工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1982年至1988年，康世恩任国务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邓小平、叶剑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他积极筹划和组织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提出对外合作的方针、政策并主持立法工作，积极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海洋石油成为我国最早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行业，迅速形成了一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装备精良、素质全面的海洋石油队伍，在海上石油勘探和油气田开发上取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新的生力军。我国原油年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2万吨发展到1994年的1.45亿吨，这其中凝聚着他的大量心血。

临终嘱托

写下最后一个字：“油”

从1988年到1992年，康世恩每年都到大庆作一次调查研究。1993年3月的一天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来到康世恩居住的四合院里，听取康世恩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意见。看到满屋挂的地质图纸，他为老人专心致志研究石油的执著精神深深感动。朱镕基后来在一封信中说：“康世恩同志对发展中国石油工业那种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5月，康世恩又到中南海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作了详细汇报。康世恩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1993年初，国务院决定塔里木盆地局部对外开放，其他许多建议也逐步付诸实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1995年3月17日，康世恩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朱镕基来看望他。康世恩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挣扎着坐起来抓住朱镕基的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喘息着对朱镕基说出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老朱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995年4月4日晨8时45分，江泽民得知康世恩病危，赶来探望。这时他已被切开气管，不能说话了，但他恳切地望着江泽民的眼睛，分明是告诉江泽民中国石油工业要加快发展。江泽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吧!上次你和我说的关于石油工业发展问题，我记着呢!”康世恩点点头，再次流下激动的眼泪。

1995年4月21日上午，康世恩已在弥留之际。身边人员看到他的手在微微抖动，知道他想写字，赶快拿来纸和笔。康世恩这时身体已无法动弹，两眼只能望着天花板。他凭直觉握着铅笔，在一块纸板上艰难地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个字“油”!身边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家属见此情景忍不住失声痛哭。1995年4月21日下午2时55分，康世恩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撰文指出：“40多年来，康世恩同志转战南北，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大庆等十大石油会战，亲自领导建立起海洋石油工业，关心和支持发展石油化工，对发展我国石油和石化工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在纪念康世恩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出：“康世恩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