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 大革命的失败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在这种局面下，受到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公开发动武装叛乱。

1927年4月底，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

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杨森、夏斗寅叛乱之机反攻倒算，在短短一个月里，农民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同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奋起反击，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

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率部分水陆两路向巴东逃窜。武汉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时期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转而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甚至公开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决定派谭平山去湖南纠正“过火”行为。

这时，湖南各县有500多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因为得不到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分散于各地，不能给反革命势力以有效的反击。

此外，湖南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

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县的万余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有些人害怕攻城会破坏国共合作，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浏阳等地的5000农军因未及时接获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各县农军先后被各个击破。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随后，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跟着他们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斗争。

这种错误态度，只能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项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其主要内容是：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等却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执行这个指示。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谈了他对紧急指示的看法。

关于土地革命，他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关于吸收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中央，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关于组成工农新军，他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至于组建革命法庭，他认为也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却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

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

郑州会议刚刚结束，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

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

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煽动“分共”。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

6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

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

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

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

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鲍罗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共产国际将他召回。

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

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

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

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个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

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

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

声明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却走在了时代前列。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大革命开始后，广大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

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

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

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

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