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

在不对称的宇宙里，走同一条路

文丨陈雪霁

半生，他们曾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半球。半个世纪后，隔着时空回望，他们其实一直行走在同一条路上。「稼先，我懂你的意思了。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踏进北京机场后，一直走到飞机的舷梯底下，杨振宁终于忍不住了。

他开口问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造出来的？有没有美国人的参与？」

1971年，在美国工作多年后第一次回国的杨振宁，除了父亲外，最想见的人，就是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邓稼先：「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

两人的关系非常要好，都就读于西南联大，同为物理系，毕业后双双赴美留学。唯一的不同是，1950年，邓稼先选择回国工作，杨振宁留在了美国继续搞研究。

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杨振宁在美国报纸看到了相关新闻。报上还登出了参与原子弹研发的中国研究人员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杨振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邓稼先的名字。

报纸上还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一名美国的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杨振宁认识这位美国物理学家。「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一个疑问在心里萦绕。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有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寒春参加中国原子弹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1971年，回国见到老友的杨振宁一直非常想问，「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

邓稼先与杨振宁最后一次合照

在北京待了几个礼拜后，杨振宁要到上海去，再过几天从上海飞回美国。老友邓稼先把他送到北京机场。告别前最后一刻，他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身边的老同学坚定地回答他，「据我所知没有，我要先向组织求证，到时写信告诉你。」

当天回去，邓稼先就向组织确认了这个问题，请示了总理周恩来。获得回复后，他立刻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便派专人寄去上海。杨振宁收到信时，正在上海大厦里吃饭。

邓稼先在信中告诉老同学，「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信的后边有几段，邓稼先说，这几个礼拜里跟杨振宁见过好多次，有想跟他说的话说不出来。信的尾处，他描述了一下自己想要跟杨振宁讲的东西，可又不知道怎么讲。「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

于是，在信的最后，邓稼先写下一句话，特意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改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当时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既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这所大学的实际存续「寿命」不长。1937年，北京沦陷，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前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半年之后又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原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这八年中，抗日战争极为艰苦，飞机大炮日日为伴。「联大的屋顶是矮的」，但从这低矮茅舍里走出的2522位联大毕业生，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之中有邓稼先，也有杨振宁。

纪录片《西南联大》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邓稼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来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身边。长大后，他也与父亲一样，在北大任教了数年，后来从这里走向了核弹研究之路。

12岁时，邓稼先插班考上北平崇德中学，在这里认识了高他两级的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相同，志趣相投，常来常往。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邓稼先和杨振宁，保持了整整50年的友谊。

突如其来的七七事变，打乱了邓稼先的求学生活。日军占领北平城，强迫青年学生游行庆祝，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

1940年，全家决定由16岁的邓稼先带着弟弟南下。临行前，邓以蛰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第二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

因为西南联大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故对抗战前从三校肄业、入联大继续就读的学生，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在原学号前分别冠以英文字母「P」代表北大、字母「T」代表清华、字母「N」代表南开，毕业时分别由原校颁发毕业证书；在联大入学者，学号前则冠以「A」，代表联合大学（后来也用「L」指代）。因为年份关系，「联字号」总被同学们笑称为「小弟辈儿」。

1941年入学西南联大的邓稼先，学号A4795，正是「小弟辈儿」的。

邓稼先西南联大学籍卡

同样是安徽老乡，受战乱所迫全家逃难，经广州、香港、越南河内，才辗转抵达云南昆明的杨振宁，则早邓稼先三年入学，在1938年的秋天被西南联大录取，先遵父命报化学系，后改物理系，学号A580。从故园到昆明，两人在联大再重逢时，杨振宁又一次成了「大哥哥」。

杨振宁西南联大学籍卡

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两人在包括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等人的物理系超豪华阵容的名师严教下，接受一流的学术培养，潜心求学，为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打地基。

学习生活上，两人彼此支持，课上大声地辩论着这天底下的一切学问和趣事，课下喜欢在墙根旁的大树底下念古诗。

学校是临时的，同学是终生的。在杨振宁心里，这位「小弟」没有一点小心眼，忠厚平实，真诚坦白。「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青布棉大衣上。

吸了一下午阳光的棉大衣，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得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那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跟王子一样。

西南联大学子吴讷孙，在小说《未央歌》里，记录下联大学生们在校园里的日常情形。

西南联大旧址

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联大师生开创了一种风格，既自由，又严谨。高度的教学自由之下，学生思路开阔了，也会形成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曾在联大任数学系主任。一次数学系考试中，有一位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被杨武之判定为错误做法。同学较起真来，在校园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杨武之因此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病请辞了系主任职务。

杨振宁和黄昆常常到茶馆去讨论物理学问题。有一次杨振宁和黄昆在聊天，黄昆问他有没有看爱因斯坦最近新发表的文章，杨振宁手一摆，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又是一天，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剑客」在茶馆里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在茶馆讨论到天黑，又一路讨论到昆华中学。回宿舍十点钟灭灯了，他们又点了蜡烛，把沃纳·海森堡的一本小书《量子力学的意义》拿出来再读几段。

杨振宁回忆，在西南联大学到的知识，「很多是从自己的同学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书本上。」2017年，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大举行，杨振宁在致辞中说，「我个人非常幸运，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得到那么好的教育，我对西南联大非常感谢。」

西南联大80年校庆在北大举行，杨振宁出席

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日军几乎天天来轰炸。联大在城边上，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师生们称之为「跑警报」。为了躲避轰炸，联大上课的时间也改了，中午的时间空了出来。跑警报的时候一个人发两个馒头，一个大头菜咸菜。

一次「跑警报」时，杨振宁和邓稼先一起躲到山洞里。尘土陷落，天摇地动之际，两个人背诵起了诗歌。杨振宁背「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邓稼先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一位姓罗的女同学，警报一来，她就洗头。这时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要多少水有多少水。还有一位爱吃莲子的郑同学，一有警报，他就端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

汪曾祺在书中记下：「有一次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他的冰糖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煮烂了。汪曾祺把这称为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

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在诗中写道：「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

西南联大有「五大才子」，号称「文理法工五堵墙」，其中「理」是物理学家杨振宁，「文」是翻译家许渊冲。与杨振宁、邓稼先同属A字开头学号的许渊冲，也与所有的联大学子一样，在耄耋之年仍能脱口报出自己的联大学号：「A203」。

从左到右：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许渊冲（翻译终身成就奖）、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王传纶（金融终身成就奖）、王希季（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作为西南联大第一届学生，许渊冲和杨振宁，一个在外文系，一个在物理系，但是大一因为都是上公共课，所以两人当过同班同学。西南联大的同学里，许渊冲推崇的，头一个就是杨振宁。

许渊冲三番五次夸赞杨振宁是天才，也从认识杨振宁那天起，就一直与之暗中较劲，希望超越对方。

许渊冲觉得，杨振宁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1956年的杨振宁

和杨振宁一样，邓稼先也是左撇子。妻子许鹿希回忆，邓稼先特别爱玩弹球，又喜欢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不行，他打乒乓球很厉害。因为他是左撇子，他用左手打乒乓球，他那么一抽，对方接不着。」

1949年杨振宁、邓稼先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理论提出，在弱力过程中，空间的左右对称是不守恒的，并被钴-60原子的β衰变实验所证实。现代物理学诞生以来，「对称性」这个物理学家们视若珍宝的信念，第一次被动摇了。

在西方物理学家的印象中，上帝是个严谨的人，上帝制造的万物也应该是简洁而对称的，一切物理理论都是左右对称。1956年以前，「宇称守恒」被长久默认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杨振宁和李政道却在对称性原则上撕出一个缺口，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情况下，证明了「大自然的确区分左右手」。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论文发表之初，量子力学的先驱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认为，杨振宁二人的想法非常离经叛道。量子力学提出「上帝掷骰子」的说法已经很过分了，现在又有人提出「上帝不对称」？

泡利断言，「我不相信上帝是个轻微的左撇子」，并用50美金打赌二人的理论是错误的。后来实验结果公布，整个物理学界震惊。

输掉了50美金的泡利幽默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我们伤心地宣布，我们的朋友宇称女士，在经历了短暂的手术痛苦之后，于1957年1月19日去世了。」来自东方的左撇子小伙子，证明了上帝真的是一个左撇子。

在好友杨振宁用左撇子拿到诺贝尔奖后没几年，同为左撇子的邓稼先，则用左手撇出一个大炮仗。

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在北大校园，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一位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许鹿希，与他结为夫妻，相伴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大二学生于敏，与他一见如故，时隔二十年之后，两人携手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1948年，邓稼先远渡重洋，就读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26岁的他被称为「娃娃博士」。毕业后的第九天，他就踏上了归国的轮船，没来得及向杨振宁辞别。

邓稼先博士学位留念照

归国后的邓稼先生活平稳愉快。1950年10月，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与许鹿希成婚，1954年女儿典典出生，次年儿子平平出生。四口之家，其乐融融。

邓稼先全家

邓稼先沉浸在幸福中的时候，新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正在酝酿，需要一个专业过硬、政治可靠，还要觉悟高、品德优、外语好的人，最好还能留过洋。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极力推荐，「非邓稼先莫属」，上面同意了。

1958年8月的一天，邓稼先来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同意。

回到家，邓稼先告诉妻子许鹿希调动工作的消息。妻子问，调哪里？丈夫答，不能说。妻子问，做什么？丈夫答，也不能说。妻子说，我跟你通信。丈夫答，不行。

34岁的他只留给妻子两句话。「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第二天清晨，邓稼先离开家，出发去了新岗位。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959年6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从零起步。邓稼先全面领导三个组，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为了演算一个数值，邓稼先安排大家三班倒工作。每算一次，就需要一个多月。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他们常常熬夜到天亮。有时候，邓稼先因为过于疲劳，思维跟不上，就会叹气，「一个太阳不够用啊！」

三年时间，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已经大略勾画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邓稼先工作照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随着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出，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搞的第一个「大炮仗」。来不及庆功和休整，邓稼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很快，第二个「大炮仗」也来了。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00万吨的TNT炸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

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回，「炮仗」的巨响，全世界都听到了，包括在地球另一端的杨振宁。

一次核试验时，原子弹没有如期爆炸，坠地被摔裂。作为核武器总设计师的邓稼先命令所有人退后，自己不顾阻拦跳上一辆吉普车，冲入茫茫戈壁。检查发现，问题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排除了原子弹故障。

1979年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左边为邓稼先

回京检查时医生发现，邓稼先的尿液中具有很强的放射性。1985年，他被确诊罹患直肠癌。他在病床上，平静又无力。「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住院期间，杨振宁回国探望。聊天时，他问起老朋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获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邓稼先临终前，中央说，他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一辈子，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这时，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是两弹元勋，「一个英雄」。

1986年，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邓稼先的岳父，90岁的许德珩老人，在挽幛上写下：「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邓稼先去世后，他主要参与的四个项目：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第二代氢弹装置的突破，核武器的重大突破，被追授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奖金各1000元。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奖金，悉数捐给了九院设立的科技奖励基金。

杨振宁明白，这位挚友没有彷徨，没有矛盾。「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他在悼文中写下。

「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长路送别，杨振宁看清了老友选择的路。

身患重病的邓稼先在医院与同行探讨学术问题

后来总有许多人将杨振宁与邓稼先作比较，对他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说起种种怪话。

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第一次回到大陆。彼时回国，杨振宁和他父亲都要需报备得到批准。有人曾劝杨振宁，怕他被中国政府扣押，不让他回美国。杨振宁说，不会。

返回美国后，他在许多地方做有关新中国的演讲，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引起轰动。此举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多次找他「谈话」。

1971年杨振宁演讲记录的封面

杨振宁全不在意，此后不仅四处演讲，又出任了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他不断强调中美建交的必要性，被美国当时亲台湾报纸公开骂作「杨匪」。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到访美国，杨振宁作为全美华人协会会长致了欢迎词。 

1999年，杨振宁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将自己的档案资料，包括诺奖奖章捐给学校，设立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资助中国各界学者赴美深造。南开大学数学所教授葛墨林回忆，「有一次杨先生发烧，不顾夫人劝阻，为了取得资助，自己单程开车约两小时参会，为基金会争取捐款。」

退休之后，杨振宁代表全家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捐献100万美元现金，包括他的诺贝尔奖金，又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请美国赛蒙斯捐助为中心建设专家楼。他每年的工资也全部捐给了清华。

从分隔在地球两端的共婵娟，到在重大科技领域获得突破后的归故园，西南联大里走出的两位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再度汇合。

曾经的联合大学已不复存在，但它所代表的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与爱国情怀，在更多的赤子身上延续。

杨振宁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邓稼先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造原子弹，「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在安徽怀宁，有一条路，叫稼先路。和稼先路比邻的路，叫振宁路。两条路日日夜夜，比肩而立。

国庆节又要到了，和很多城市一样，路旁将悬挂起红火的节庆装饰。许多人们将来到这里，欢歌笑语，欢度节日。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在百岁生日会上，杨振宁再一次回忆起跟邓稼先的故事，回忆起那封在五十年前写给自己的信，隔着时空，他回应了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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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新闻、环球人物、共青团中央、虎嗅、知识分子、清华大学、人民网安徽、《布东考古布西算——西南联大师生众生相》、《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

图片：北京青年报、清华大学、人民网安徽、电影《九零后》、纪录片《西南联大》

文字：陈雪霁

排版：白雨琪

责编：浦海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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