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落叶，与您道别
2021年9月26日0时43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因病辞世。
刘公谦谨一生，真诚善良，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尊师爱道，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全国同仁尊重，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先生生前特意嘱托丧事从简，哀祭不在奠仪。
9月27日，近百名北大师生在北大西门久久伫立，目送刘绪先生的灵车驶过。车已不见踪影，檐下仍有清泪。
秋风落叶，与您道别
文 | 赖钰
采访 | 王钰琳 来星凡 吴星潼 马骁 丁洁心
离别始于一个谎
“刘绪老师是一个‘望之也温，即之也温，听其言也温’的人。他的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好。作为学生，他是好学生；作为老师，他是好老师；作为学者，他是好学者。”
——摘自 徐天进老师的悼念
“我最近要去大同一趟，走的时间比较长，想到处转转，去看一看永固陵，你要抓紧时间写博士论文。”2019年9月19日晚上，刘绪老师推开了学院报告整理间，对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张天宇叮嘱道。
“刘老师曾多次和我提起永固陵，那是他本科毕业分配到山西之后参加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考古工作，但发掘结束之后就没再回去看过。”张天宇承下老师的叮嘱，但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趟突然的永固陵之行，是刘绪为了铺垫自己的“消失”，刻意织下的谎言。
曾受过刘绪指导的学生曹芳芳也“上了当”：“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之后有点事，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指导我了。他把我论文中待修改的地方都提前写了下来，让我照着这个思路先修改。后来我才知道，刘老师还是不放心，又把他对论文的修改意见向我的导师孙庆伟复述了一遍，请孙老师指导我再修改。”
接受刘绪的详尽教导，一直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常态——每篇论文都会经过老师逐字逐句的修改，相关问题的延伸讨论则用批注附在一旁，连极其细微的错字标点也被标上红色。因此，当时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说是要“出趟远门”的刘老师，实是得知自己患病，即将入院治疗。
在这些“没有想到”的背面，是刘绪又一次的“替人多想”。
他把善良活成了惯性，七十二年，不论春秋。
“刘绪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刘绪先生是个艰苦朴素的人，刘绪先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刘绪先生是个只知奉献不懂享受的人。”
——摘自 王福权《我所知道的刘绪先生》
裸露的泥土被分割成一格一格的探方，量尺、手铲、图纸、忙碌劳作的人群散落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低下身子，俯瞰这片土地上恢宏又精微的秩序，像是在观察，又像是在守护。
2017年九月，已经退休五年的刘绪先生，又一次回到自己熟悉的田野。
时年68岁的刘绪，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老师一同领着年轻的学生们来到周原遗址，进行为期一个季度的发掘实习。
“轮流带队实习是商周考古教研室的传统。因为我们任务繁重，教学任务重，刘老师在学术、田野工作方面又造诣很深，有他坐镇我们心里踏实，所以才特别请刘老师去担任我们的顾问。”早在2014年，退休后的刘绪就曾陪同雷兴山老师一起带队完成田野实习。
三年过去，带着他那张一贯和善的笑脸，“考古第一好人”刘绪又一次想事周全。“以前小雷（雷兴山）当领队的时候我去帮忙了，今年小孙（孙庆伟）领队，那我也得去帮一下忙。”
说来轻巧的“帮一下忙”，下到地里，就是整整一个学期，酷暑寒冬，日晒风吹。年近古稀的刘绪陪着年轻的考古队员们同吃同住，白天下坑、夜里整理，握着一把手铲、四处答疑解惑。
《周原一日》画面
刘绪踏过的每一方土，都见识了他替人东奔西走的操劳模样。
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阳光灼热，蝉声躁动。瘦削的小伙儿刘绪往自己背上捆了个大箱子，从西安到曲村，一路赶车，大汗淋漓。箱子里头装着的，是他偷偷自费买给恩师邹衡的一台电扇。在那个物价高昂的艰难年代，刘绪知道酷暑难耐，也知道邹先生不会为了添置电扇而动用公款。
到了冬天，曲村的冷加倍熬人。屋里没有暖气，刘绪又忙活起来，手把手地教大家生炉子取暖，因为担心有人煤气中毒，他每夜都冒着寒风挨个检查每间屋子的人有没有把炉子封好。山西冬夜漫长，刘绪没踏实睡过一个好觉。
在琉璃河遗址开展田野发掘时，刘绪突然犯了胃出血，来到乡里诊所看病，转念又想到有几名同学住的屋子还没装玻璃，赶忙一个人偷偷“溜”出诊所，给大家配上玻璃。
时间公正地从他的人生里淌过，一分一秒，直到晚年，刘绪也不曾“自私”地消耗。
刘绪退休后，大家仍能在考古文博学院的办公室看见他的身影。因为刘绪给自己的安排，是一切如常。退而不休的刘绪先是主动承担了苏秉琦先生讲义、遗稿和笔记的整理工作，接着又完成了宿白先生牵头的多卷本《中国陶瓷史》夏商周部分的撰稿工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得知李伯谦老师在主持《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这项浩大工程，便放下了自己手头学术成果的整理工作，拿出几乎所有的时间，日夜加班加点，协助李伯谦老师完成了编写和统稿工作。
都说刘绪周全，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感到“周全”的人，是因为他最先舍弃了私心。
2012年11月，刘绪先生于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整理苏秉琦先生笔记（陈冲拍摄）
刘绪于苏秉琦图书室（张林拍摄）
近几年里，刘绪办公室的电脑前常放着一册纸本，上头写着他做的笔记——关于使用Photoshop的操作教程，一步一步，仔细得近乎笨拙。
考古学者们整理田野报告，有时需要处理一些图片，不想麻烦别人代劳，已经六十多岁高龄的刘绪便向学生张敏请教起Photoshop软件的操作方法，并且认认真真做了笔记——这册笔记从此一直摆放在刘绪的电脑前，每当需要处理图片时，他就一步一步地照着笔记操作。
张敏回忆起今年7月初的时候，“他来学院跟我交接他改完的琉璃河报告的最终稿，我想着他身体不便，要去他家拿。他却怕影响我工作，非要送到我的办公室，而他家就住在学校西门外的畅春园。”直到生病，刘绪的坚持是，“不要给学院，不要给学校，不要给周边人添麻烦。”
总为旁人多想一些，却不为自己的事儿麻烦任何人。在这段上了发条的人生中，刘绪近乎固执地践行着两套标准。
2014年5月，刘绪先生于办公室（张林拍摄）
“刘老师从前和我们说，他这辈子只‘吹过一次牛’，就是评教授那一天。因为他从来不习惯公开谈论自己的学术贡献，哪怕是客观陈述也觉得不好意思。”每次回忆起评选教授时陈述自我学术成果的那八分钟，老实的刘绪都难堪得直摇头，“一辈子就厚脸皮那一次了。”可到后来，孙庆伟和雷兴山两位后生评选教授，刘绪又积极起来，主动帮忙把关、拉着他们排练，仔仔细细地分析哪些地方讲得不好、哪些地方应该修改。
“朴实的楷模。”孙庆伟用这五个字概括刘绪的品格。
曾受过刘绪教导、又与其共事多年，从学生到同事，从办公室到田野，孙庆伟在不同的视角中来回切换，他眼中的刘绪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暖平和、处事不变的一贯性：“他是那种天性善良的人，身上带有与生俱来的爱。”这种融入天性的爱，时常让孙庆伟觉得，刘绪非常接近于他心中的“圣人”。
在“圣人”刘绪的方圆世界里，公而忘私，爱无差等。
像一朵流动在人世的云，他飘到哪里，就落一分爱到哪里。
手把手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多云：昨天画了个草图给刘老师看，他说，对着咧。开心。
……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晴：刘老师今天早上一来，就来看了我的灰坑，下来给我指导，帮我刮（方）、找边……感动，刘老师太好了。”
——摘自 何晓歌 《周原日志》
2017年，周原工地。
刘绪又握着他那把寸步不离的手铲，在探方之间巡视，随时准备为大家答疑解惑。
一位同学绕着古公亶父的雕像打转，刘绪远远望见，便走近与之一同踱步，操着些微的山西乡音，从亶父雕像之南向、细细地说到商周的宫殿基址，又提起《仪礼》诸仪式中不同情形的尊位，渊识在谈话间吐纳，刘绪一向知无不言。
题为《周原一日》的纪念短片里，镜头留住了刘绪参与田野实习的画面。
他始终穿着一件与年龄不符的运动卫衣，背面印着可爱的图案，那是同学们送给他的队服——在周原遗址挖掘实习现场，他几乎是最常穿这件衣服的人。
2017年周原实习
坑底有同学遇到了处理蚌器的难题，六十多岁的刘绪独自翻身爬下梯子，深入两米多的墓坑，耐心地解释问题背后所有的可能性，把自己过往的经验和做法和盘托出，再绕着墓坑仔细检查一番，对大家仔细叮嘱各种注意事项，才又回到地面。
实习整理期间，刘绪为学生们一张一张改图
刮方、画线、找边、测量、画图、整理……许多年来的田野实习，刘绪都是“手把手”地教导学生，2017年周原实习的带队老师孙庆伟，也曾这样被刘绪领进了考古学大门。
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们遇到研究上的问题，无论具体或发散，都愿意敲敲刘绪办公室的门，去和这位老前辈聊一聊。该称刘绪为“师爷”的何晓歌博士也是其中之一。“不论多忙，他都会专门分出时间来耐心沟通，给出许多非常有用的建议。”刘绪细致的学术指导从来不拘于自己门下的学生，从讨论选题到修改论文，他热心帮助，一视同仁，不论门户。
“大先生”刘绪，桃李遍天下。因为凡是有人请教，他便倾其所有。
2017年周原实习结束前，参与发掘的研究生自发围坐在刘老师身边合影
刘绪先生走后，学生张敏一遍遍回溯着老师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她有时觉得，比起老师，刘绪更像是一位父亲，慈眉善目，百般着想。
亲自修改她的每一篇论文，联系熟识的多家单位推荐自己这位学生，因为她恋爱翘课而耐心劝诫，在她的婚礼上送来大红包、还让她别嫌弃太少，怕她不方便做饭、特意带着稻香村的点心来看望产后休养的她，在她登门拜年时、反而塞回一份给她孩子的压岁钱……
张敏（右）毕业时与刘绪（左）合照
天南地北的学生怀念刘绪，怀念他给予自己那份“私人”的关怀。
怀念他会用心记住每个人的细节和特质，会记住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经历的种种情状，会在下一次相见时准确地道出每个人的名字，会发乎内心地关切、寒暄，甚至会在学生们本人都不曾知晓的境地里，深切地为他们思虑、操劳。
在去田野实习的途中，因为担心同学们被火车的冷气吹冻着，刘绪半夜起身，挨个为大家盖好被子。
在田野发掘现场，因为担心同学们登高有危险，刘绪又总是以“我比较瘦，我上梯子稳当”为理由，亲自爬上高梯、深入坑穴拍照记录。
1995年琉璃河实习
1999年周原云塘
退休之后，刘绪继续以老教授听课组专家的身份在园子里出现。一次课间，他悄悄找到考古文博学院负责制图课教学的张剑葳老师，不无担忧地问道：“学生们是不是都买得起电脑？你得想办法了解一下，有的学生不好意思说。”得知学院机房电脑都可供学生们使用，刘绪这才眉飞色舞，安心地离开。
2019年12月20日，一通突然的电话打给了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三星堆这次的发掘就不要只盯着六个坑，要对所在整个区域做全方位的工作。”电话那头，是已在病中的刘绪，他想到自己这位曾经的学生即将投入新一轮的三星堆发掘工作，便特意打来电话，郑重地叮嘱。
从教三十余年，关照学生、爱护学生、帮助学生，已经成了刘绪生命的本能。
每个学生用力记住的他的好，仿佛只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隅。而“大先生”的力量与温暖，终归是润物无声，浇灌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子。三十多年过去，出自刘绪门下的硕士生、博士生，至今都工作在考古一线、或从事考古相关行业，无一转行。正如一位年轻的考古专业学子写道：
“是刘绪先生的学生，也是考古学界的后继者，我们会在先辈所启的山林荫蔽下，走一条很远很长的路，在大地上，务实致远。”
把大地装进梦里
“刘老师每次刮方都像是在抚摸大地一样，非常轻柔、非常缓慢。”
——摘自 短片《周原一日》对白
周原的夜已经深了，醒着的人不多。
管晏粉出门倒水，瞥见资料整理室的灯还亮着，她走近一看，那是两鬓斑白的刘绪，正弯着腰、低着头一丝不苟地在透图箱上画图。
在中国考古学界，刘绪是最常活跃在田野考古一线的学者之一。
田野考古是件苦活儿。冬春夏秋，爬坡下沟；风吹雨淋，田间地头。瘦小个子的刘绪，在田野里一辈子扎了根。
曹芳芳供图
刘绪能吃苦。
从出生起，他就一直在吃苦。
一九四九年，刘绪出生在山西省广灵县的一个沟壑纵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曹川。家境贫寒，年幼的刘绪在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中一点点长大，长成了一个聪颖、好学的孩子。
四年级之后，为了继续念书，刘绪每天都得起个大早，从家出发，爬到八里地外的王洼小学。说是“爬”，因为从曹川到王洼的八里路途，“坎坎坷坷，道路崎岖，中间相隔两道深沟，晴天下沟跋坡，使人腿软气喘，雨天泥稀坡滑，沟里山水狂泄”。
要读书，就得靠两条腿使力。瘦小羸弱的少年刘绪，日复一日地跋涉，终于考上广灵中学，做了班里那个最刻苦爱学、出类拔萃的学生。
一九七二年，全国各大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刘绪的理想，他积极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畅通无阻。当时，他所在的县城被分到的招生指标是化学系的，刘绪一度以为自己会走上化学之路，然而最后却糊里糊涂地，被北大考古系录取。
刘绪于苏秉琦图书室（张林拍摄）
故事的转折，落在了他参加学校复审时撰写的命题作文——《你为什么上大学》。那是一篇极好的文章，结构紧凑、逻辑性强、语言精炼、字迹工整。招生老师们一致认为他具备颇高的语文修养，而考古正是一门注重古典文学修养的学科，便将他的专业与别的学员做了调换。青年刘绪，因此成了北大考古系当年在山西省选拔的唯一一名学员。
糊里糊涂考上考古系的刘绪，踏踏实实学起了考古学。自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刘绪被分配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之余仍苦学不辍。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后，刘绪毅然决定报考北大考古系研究生，最终顺利通过选拔，成为北大考古系当年在全国录取的两名研究生之一，师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从此，他便一脚迈向夏商周，一脚扎进田野，勤勤恳恳，在大地上做起了学问。
2017年6月，刘绪先生于行唐故郡二号车马坑现场（常怀颖供图）
张敏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刘绪的场景：“老师说他又开始做关于考古的梦了。满脑子都是考古，跟刚生病那会儿一样。”
一辈子没有离开田野，刘绪在实践中探寻真知，在大地上务实致远。湖北盘龙城，山西永固陵、东下冯、天马——曲村，北京琉璃河，陕西周原、薛家渠，河南王城岗……这些重大历史遗址的发掘，都有他参与的痕迹。
在同门师弟孙华老师的眼中，刘绪是恩师邹衡先生传统最好的继承者，真正继承了其学术传统。“刘绪老师的治学，基础扎实，学风朴实，从没有华而不实的、推演想象那些东西。而是基于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础，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这其实是考古最重要的方法。”
作为国内田野考古领域最好的学者之一，刘绪在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和实例整理技术方面水平高超。“识陶片”是考古人重要的基本功，想要功夫好，过眼、经手就要多，还要有标准系，才能通过陶器残缺的一块，知晓它完整的形象，把握出背后的年代和文化。孙华说，刘绪邹门弟子中“识陶片”功夫最好的一个。
“经他手的考古资料都是非常可靠的，我们每个考古研究者都会犯错误，但是刘老师做的都不会出错，因为他一边发掘一边思考，有预判，而且非常的仔细。”
刘绪写作的功夫被雷兴山评价为“白开水般的文风”，因为他下笔矜慎，能够把经综合研思的观点，用最平白如常的话语表达出来。孙庆伟觉得，刘绪是“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者的典范”。他为学扎实，视角前沿，既来自于田野，又从不空发议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扎扎实实的学术成就、学术成果，探讨的都是夏商周考古最前沿、最重大的学术问题。
“刘老师的离开，是对于我们学院、对于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损失。”
“刘老师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四十四年。在考古专业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中，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并做了他应有的贡献。”
——摘自 乔淑芝的感谢信
乔淑芝老师在致北大的感谢信中，如此概括爱人刘绪的一生。
像极了他本人的口吻，直到生命的收尾，也仍旧温和、谦恭，与这个世界作别。
纵然如此，刘绪的离开仍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小的冲击。“怎么会呢？”
在家人眼中，刘绪不抽烟，不喝酒，不与同事、同学、友人聚餐，更不买入时考究的衣装，除了买书、读书、写作，再无任何其他嗜好。
在学生眼中，刘绪如同一个健朗的“老顽童”。微博刚刚流行的日子里，他会跟着年轻人一起注册账号，发的第一条微博是，“我也来了！”第二条微博是，“先熟悉一下环境，慢慢再发言。”或许是嫌弃太浪费时间，四条微博之后，微博上的刘绪便弃坑消失。
再后来，老顽童刘绪又跟着年轻人一起玩微信，他自谦地取名为“丢丢”，那是山西方言中“一点点”的意思。平时回学生的微信，他格外喜欢用“啦”作点缀。隔着屏幕，翻阅聊天记录，学生们仿佛还能看见那个活泼、调皮的老顽童刘绪。
9月26日凌晨，刘绪辞世的消息传来，数不清的人，彻夜无眠地怀念。“所有人都有关于刘老师的故事，再没有人像刘老师这样被所有人爱戴。”
人们悼念好人刘绪，悼念那位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刘绪，也悼念各自心中珍藏的刘绪。
那个生来就在吃苦的山西小娃娃，一丢丢、一丢丢，长成了一位仿佛生来就带着爱的“大先生”。
这位连出差也从不刻意告知当地学生、生怕增加学生负担的“大先生”，这次也一样，不惊不扰，遽归道山。
在安放骨灰的小格子里，乔淑芝为刘绪放了一把手铲。相伴几十年，她知他所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秋风落叶，与您道别。
刘绪先生一生耕耘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成果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
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仍可以从这些论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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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1] 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2] 刘绪：《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3] 刘绪：《夏商周考古》，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1] 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整理）
[2] 苏秉琦：《另一个三叠层：1951年西安考古调查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整理）
[1] 刘绪（署笔名“文雨”）：《殷墟又发现两座商代晚期车马坑》，《中国文物报》，1989年11月24日，第1版。
[2] 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参与执笔）
[3]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参与绘图、执笔）
[4]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1986年度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四十周年（1952-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参与执笔）
[5]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J6、J7区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参与绘图、执笔）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参与“第壹部分 新石器时代”全部及“第贰部分 西周、春秋时代——晋文化（上）”部分的执笔）
[7]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参与执笔）
[1] 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文物》，1986年第6期。（*）
[2] 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3] 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4] 刘绪：《东下冯类型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5] 刘绪：《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6] 刘绪：《春秋时期丧葬制度中的葬月与葬日》，《考古学研究（二）：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四十周年（1952-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又收入《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刘绪：《田野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6年5月26日，第3版。（为文[11]的删节版）
[8] 刘绪：《关于西亳说的几个问题》，《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9]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10] 赵福生、刘绪：《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1] 刘绪：《田野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2] 刘绪：《早商文化的考古学横向观察》，《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3] 刘绪：《夏商周考古》，《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4] 刘绪、雷兴山：《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第3版（署笔名“文雨”）；《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15] 刘绪：《昭明之居与元氏铜器》，《中国文物报》，1998年10月21日，第3版；《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16] 刘绪：《先秦的车舆》，《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004年。（*）
[17] 刘绪：《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8] 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19] 刘绪、徐天进：《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0] 刘绪：《晋侯邦父墓与楚公逆编钟》，科学出版社，2002年。（*）
[21] 刘绪：《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兼答方酉生先生》，《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
[22] 刘绪：《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23] 刘绪、罗新（题“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撰）：《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三晋考古（第一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24] 刘绪：《晋国始封地与早期晋都》，《跋涉续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25] 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教研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年。（*）
[26] 刘绪：《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兼谈二里头文化的性质》，《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27] 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李永迪主编：《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
[28] 刘绪：《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两周列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河南博物院，2007年；《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29] 刘绪：《夏商周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
[30] 刘绪：《周原考古札记四则》，《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
[31] 刘绪：《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32] 刘绪、吉琨璋：《曲村—天马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概况》，《晋文化论坛论文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
[33] 刘绪：《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的若干问题》，《考古学研究（八）：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34] 刘绪：《对探讨早期夏文化的几点看法》，《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35] 刘绪：《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陈燮君、王炜林主编：《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6] 刘绪：《西周西土的考古学初探》，《周原（第1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
[37] 刘绪：《夏末商初都邑分析之一——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存比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
[38] 劉緒（近藤はる香訳）：《殷文化の東方開拓と発展》（《商文化在東方的拓展》），飯島武次編：《中華文明の考古学》，同成社，2014年。（*）
[39] 刘绪：《夏商周陶瓷发展史初论》，刘绪：《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刘绪：《从湖北出土青铜器看商周王朝的南土——“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展”观后》，《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
[41] 刘绪：《漫谈偃师商城西亳说的认识过程——以始建年代为重点》，《古代文明（第10卷）》，2016年。
[42] 刘绪：《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43] 刘绪：《漫谈田野考古图的表示法》，《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80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44] 刘绪：《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45] 刘绪：《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兼及周王朝的统治方略》，《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6] 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47] 刘绪：《商王朝与南土——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闭幕式上的讲话》，《江汉考古》，2021年第4期。
怀念、序跋、书评、笔谈及其他：（收入《夏商周考古探研》者有*号标记）
[1] 邹衡、李伯谦、刘绪：《商周考古课程教学改革成果》，《1989年北京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成果介绍》，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2] 刘绪：《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3] 刘绪：《偃师商城——不准确的界标》，《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第7版。
[4] 刘绪：《2004年度夏商周考古重大发现点评》，《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6期，2005年。
[5] 刘绪：《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评〈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4日，第4版。
[6] 刘绪：《悼念吾师邹衡先生》，《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15日，第3版。
[7] 刘绪：《一段不可忘怀的记忆——邹衡先生对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学术活动》，《中原文物》，2006年2月。
[8] 刘绪：《〈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读后》，《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刘绪：《程平山〈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简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7期。
[10] 刘绪：《忆朝远先生》，《上海文博》，2009年第2期。
[11] 刘绪：《北方考古二题：2008年内蒙考察收获笔谈》，《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12] 刘绪：《难得一见 夏商双城》，《中国文物报》，2011年6月10日，第6版。
[13]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收入文集后改题《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浅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14] 刘绪：《〈竹书纪年考〉——〈竹书纪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22日，第4版。
[15] 刘绪：《三十年的坚持与固守——〈垣曲商城（二）〉读后》，《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19日，第6版。
[16] 刘绪：《对考古学的无限追求和无私奉献——“商周田野工作坊”系列论文读后》，《南方文物》，2017年3月。
[17] 刘绪：《〈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读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第7版。
[18] 刘绪：《〈晋西商代青铜器〉序》，韩炳华主编：《晋西商代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17年；《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3日，第8版。
[19] 刘绪：《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第二辑简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20] 刘绪：《在张忠培先生追思会上的讲话》，《怀念：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故宫出版社，2018年。
[21] 刘绪：《2018商周五项考古发现之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19年4月2日，第5版。
[22] 刘绪：《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东周王城研究〉序》，徐昭峰：《东周王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24日，第7版。
[23] 李伯谦、刘绪：《对中国青铜器的一些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19年9月11日，第13版。
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图片：受访者提供
撰文：赖钰
统筹：王钰琳
采访：王钰琳、来星凡、吴星潼、马骁、丁洁心
排版：李芮迪
责编：王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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