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人的教育世家！上海师大首任院长廖世承家族接力育桃李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就学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1927年赴上海光华大学任副校长兼附中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蓝田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47年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1951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注重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发展，积极提倡和推行智力测验，对中学教育有深入研究。著有《教育心理学》《测验概要》《教育测验和统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

廖世承终身的事业就是办教育，人生中使用最多的社会身份就是“校长”——中学校长、大学校长。他说：“教师工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崇高而伟大。” 他是中等教育专家，更创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河，赴湖南创办国立师范学院，并先后担任光华大学校长和上海师范学院首任院长。从他执掌的学校走出来的知名人士不胜枚举：巴金、汪道涵、赵家璧……

廖世承于1915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插入布朗大学二年级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后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亚洲学生。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教育学乏人问津，周围也不少人反对他当“一生吃粉笔灰没有出息的穷教师”，家族里长辈为他联系了能捧“金饭碗”的银行工作。但面对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国情，廖世承抱定教育救国的信念，家族的反对劝阻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说：“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国民，他们的素质如何，是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积极建设，还是为个人名利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退，民族的隆替。”

廖世承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反动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他一心寻求民族自救自立的道路，支持各种爱国行动。1927年，他秉承“中国人要办好自己的学校——光我中华”信念，谢绝各种条件优越的聘请，选择建校伊始、条件困难、创业艰辛的光华大学。1933年，他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向全体学生发表演讲，要求青年学生，尽管各人志趣不同，能力不同，主张当然不能一致，但要树立为大多数人民增加幸福这一中心信仰。

1938年，他不顾妻子、儿女在上海沦陷区的安危，只身赴湘西偏僻的山区办学，决心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在崇山峻岭中，创立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

1992年，廖康民在回忆父亲的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先父爱国、廉洁之高风，可作为我们儿孙辈刻骨铭心的表率。”

2015年，廖有盼、廖有庆等人在回忆父亲廖康民的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还告诉我们，祖父廖世承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鲜明的民族气概”“父亲听党话。对子女虽然很亲，但依然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把大多数子女都送往外地支疆、支内和支农。记得1971年我（备注：廖有盼）去遵义‘大三线’时，父亲亲自到火车站为我送行。临开车前，只见他离开了，又返回，再离开，再返回……如此徘徊了十几次。”

1919年，廖世承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肩负起了教育上除旧布新的使命，使自己成长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名新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开拓者、传播者，一直坚持在教育岗位上。其间虽有人多次要他离开教育岗位，并许以优厚待遇，但他毫不动摇，始终认为当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是最有价值的工作。1937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知晓廖世承在教育界的声望，要他去教育部担任中等教育司司长。他考虑再三不愿赴任，愿办学校不愿意当官。

廖世承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他十分重视品德教育，主张智育要注重基本知识学习，强调真正的知识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而是“活的知识”。他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主力革新教育制度与体制，倡导“六三三学制”，创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心理学科，著有《教育心理学》《测验概要》《教育测验和统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办过中国一流水平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学院，形成了科学的教育思想体系。

廖世承担任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首任院长后，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参与社会主义高等师范教育的实践。他主张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特别重视“三基”，即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虽年逾花甲，仍坚持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听取师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的建议，对子女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廖世承无论办中学还是办高等师范，几十年如一日地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深得老师和学生的爱戴和尊敬。廖世承在领导多所学校的过程中，坚持以校为家，始终与师生生活在一起，身教甚于言教。在光华大学及附中，作为副校长及附中主任（校长），他尽管家在上海，却和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楼。

身为院长也是如此。当修建操场时，教师各视体力自愿参加，学生则分系轮作，身为院长的他亲自操簸箕，运土开沟，与师生一起劳动。1992年，儿子廖康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64年，小女（笔者注：廖有庆）在上海师院外语系就学期间，不幸患脑炎。时先父任师院院长，念及学校经费有限，未及小女痊愈，遂决定提前出院。平时先父为一校之长，非公事从未曾用过学校一纸一笔。”

解放后，他是配有公车的，但他从来不坐，而是挤公交车上下班，家里有事，哪怕是家人生病都不准动用的。廖世承淡泊名利、忠诚教育事业的品格对子女有很大的影响。

廖世承自己很节俭，但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是从不吝啬的。一家人以知识为伴、以书为伴，形成良好家风，也影响无数学子。

出版家赵家璧在回忆中写道：我们“都无不交口怀念和感谢光华附中和廖老师对自己培育的恩情，而更加坚信任何一个人才的成长，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关键时刻，而廖世承老师是我们不会忘记的现代中国中等教育史上最有贡献的伟大的教育家。”

廖世承爱师生如家人。他每天都看学生早操。许多光华学生回忆当年，廖先生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到操场，等候同学到操场集合，升旗做操。在国立师院时期，师生人数不多，吃饭都在一个大厅，八人一席，每席有一两位老师，学生不分系别男女，固定座位，按时入席，谦让静肃，彬彬如也。席次座位，每月调整一次。这就密切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领导与师生之间的关系。廖世承非常关爱学生。他对学生的爱护与培养，不仅表现在学业与健康上，还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及课外活动等各个方面。

廖世承也一贯重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十分懂得优待教师，善于使用、指导、督促和培养教师。他的名言是：“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着教师”“教员为学校之命脉”。为了推动教师开展学科及教学研究，他要求每学期每个教师要选定一两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提纲或研究报告，轮流到会上发言，展开讨论，互相提高，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廖世承担任上海第一师院、上海师院院长时，虽年逾花甲，但仍到教学第一线听课。

这样的好传统也延续到子女的血脉中。廖世承的家庭，是五代人接力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廖寿图是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经常用历史事实和富有趣味的故事给他以启迪。

廖世承育有一儿二女，在家庭的教育和培养下，毕业于光华大学的儿子廖康民，新中国建立后，毕生在华师大一附中任数学教研组长和教师，使数学成为附中教学的特色学科；廖康民的儿孙中，多人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廖康民曾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并荣获上海市优秀教师。华东师大一附中在五十年代被评为上海市重点中学，与廖康民任组长的数学教研组的努力分不开。女儿廖家时曾任北京第44中学数学教研组长，从教三十余年。

廖世承四个孙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们都在各自平凡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地奉献和付出，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执着，守望着各自学校的发展。孙女廖有盼大学毕业后，主动请缨前往西部艰苦地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区工作担任教师，直至退休；孙女婿张兴民曾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数学特级教师。孙女廖有庆曾是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教师，荣获航天工业部教育工作先进工作者。孙女廖有珊曾是上海市北虹中学外语高级教师，荣获虹口区教育园丁奖；孙女婿刘永根曾任职上海电视大学教师。孙女廖有芳和孙女婿王大曾是上海进才中学教师。

而今，坐落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西部湖边的“茂如亭”，亭匾由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书写。廖世承创新的教育理论、丰硕的实践业绩、高尚的师德品格，是留给上海师大的宝贵财富，其为人为师为学的风范、薪火相传的师道家风值得所有立志从教的师范生和人民教师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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