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正就职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凌萝达，带着大儿子和女儿溯江而上，背负使命奔赴重庆参与学校和医院建设。

初到重庆时一家人合影

刚来到重庆后，相比于上海的繁华，面对简陋的重庆新家，大儿子和女儿一度非常沮丧，然而凌萝达却没有任何抱怨，一如从前，继续全身心投入到她所热爱的工作中。那时的她，起早贪黑，在开展高强度工作的同时，有时还要参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但内心的坚定，让“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成为唯一的信念并成为前进路上的甘甜。

凌萝达指导青年学生开展科研工作（左二）

60年代初，重庆医学院将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正式收编为重医附二院，凌萝达调任附二院妇产科主任，领衔建立重医附二院妇产科教研室。当时的妇产科还没有B超、胎心与心电监护仪等先进设备，条件异常艰苦，但并未击退凌萝达，反而干劲冲天，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她带领围产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排除万难、专注发展，一心扑在工作和病人身上，将科室一步步壮大。

凌萝达和同事查房（左二）

早在上海红房子医院工作时，凌萝达就关注着女性骨盆的形态学变化，并用X射线研究骨盆径线。60年代初，她深入基层农村进行防癌普查，走遍了四川和重庆的山区，同时从各个基层医院收集了大量的病例片，开展了5万人次的防癌普查，查出宫颈癌近百例，并进行了手术治疗，使手术治疗宫颈癌在重庆得以开展，也带动了西南各省逐渐开展手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工作。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凌萝达看了几万例的片子，导致视力急速下降，一下近视到400多度。

凌萝达指导青年医生（左一）

在普查过程中，她发现四川女性个子矮小，即使胎儿头位，也容易出现分娩困难，因产伤引起的子宫脱垂和尿漏粪漏非常常见。目睹了众多女性分娩生产的痛苦，让凌萝达更加坚定了深入研究难产的发病机制和防治措施的决心。她苦苦思索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适用于基层医师判断头位是否难产的方法，这是减少头位难产并发症的重要途径。

在多年对难产的不懈研究后，1976年，凌萝达终于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头位难产”学说，根据分娩的三大基本因素，应用模糊数学理论创立了头位分娩评分法。1978年，凌萝达发表了《头位难产和头位分娩评分法》一文。

凌萝达著作

然而，在“头位难产”理论提出初期，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就连在当时的重医也存在两种授课形式。为此，凌萝达在全国奔走讲学，推行“头位难产”理论，和国外专家讨论并出版《头位难产》英文版，希望能为更多难产产妇解除病痛。

80年代，由卫生部委托重医附二院举办了五届全国难产学习班，主要介绍了头位难产。学习班授课面向的人数有限，凌萝达又亲自走访各地，举办难产学习班20余次，培养了全国各地的产科医生。90年代，“头位难产”理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凌萝达也被评为中国有杰出贡献的产科专家。凝聚凌萝达毕生心血的《难产与围产》《头位难产》《难产》等难产专著相继出版，成为产科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籍。“头位难产”理论是我国难产学术领域重要发展标志，对产科具有指导临床实践的现实意义，其推广应用挽救了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产妇和围生儿。

全国第五届难产与围产学习班（前排右七）

一路走来，难忘的篇章俯拾皆是。凌萝达的一生，为二院妇产科的发展而兀兀穷年，86岁高龄时依然躬耕在科研领域，用一辈子的行动换来了不易的丰硕果实，凭借“头位难产”理论，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奠定了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凌萝达教授为重庆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西部妇幼健康付出了毕生精力，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让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产妇和围生儿重拾生命之欢欣。德才昭彰、正己守道，医路砥砺、桃李芬芳，是凌萝达教授一生最生动的诠释。我们向凌老的仙逝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