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宾福：《走中国道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走什么样的考古道路，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考古特色，并能产生什么样的考古成果。纵观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从1921年到1978年成功走过的57年“中国化”道路。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段道路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化”。具体说来，“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将来自西方的考古学方法、理论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结果，则是产生了以“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定名说”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基本方法和基础理论。

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地层学”基本方法，是走“中国化”道路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这个成果诞生于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的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第一次采用了依据土质土色区分堆积和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判定早晚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堆积之间层位关系的把握，正确区分出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自上而下的“后冈三叠层”，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三代”早期考古找到了一把可靠的年代标尺。相反，在后冈遗址发掘之前，无论是1921年外国学者安特生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还是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独立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都是采用按深度计层的地质地层学方法进行的，没能正确揭示出遗址内部堆积的本来面貌和不同堆积之间的真实早晚关系。所以，对于1931年以前的中国10年考古工作来说，安特生的贡献是将西方已有的考古学带到了中国，李济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先河，梁思永的贡献则是在安特生采用的地质学发掘方法与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完成了“地质地层学”向“考古地层学”的转变，第一次将中国考古学推上了本土化和科学化发展的轨道。此后，夏鼐于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宁定阳洼湾的发掘，又根据“墓葬填土内遗物早于墓葬随葬品”这一判断标准，纠正了安特生关于“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年代早晚关系的错误判断和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认识。同时这一在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堆积层位关系和内含物早晚关系的新理念，还可看作是对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地层学”方法的补充，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1984年和2009年，由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主持编写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均以行业规范的形式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从发掘方法到采集标准、记录手段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内容虽不断丰富，方法也不断增多，但是按照土质土色区分堆积和依据叠压打破关系判定早晚的考古地层学基本原理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不仅彰显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考古地层学的“中国化”道路是成功的，是有重大贡献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类型学”基本方法，是走“中国化”道路取得的第二个重大成果。这一成果的合理内核，主要体现在苏秉琦1948年以《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附录形式公开发表的《瓦鬲的研究》一文当中。在此之前，安特生、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外学者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都曾先后就各自主持发掘的考古遗存进行过形态比较方面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进化论思潮影响下受生物学启发形成的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被以不同的方式引入到中国，并在指导中国考古材料分析的实践中开始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但真正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将西方类型学思想同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并实现考古类型学“中国化”的应是《瓦鬲的研究》，该文对1934～1935年北平研究院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以东发掘出土的一批墓葬材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类”、“分型”、“分式”研究，首次从“谱系”的视角，分析了“袋足类”、“联裆类”、“折足类”、“矮脚类”等多个系列陶鬲的起源和演变，通过详细讨论瓦鬲的时代、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展现了“不同谱系的器物在各自轨道上的发展变化”。这一创新成果，建立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概念体系，奠定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典范之作。李济曾在给作者写的一封信中评价这一成果“对于原始材料处理既详且尽，又力求准确，已超乎一般之标准”。表明中国考古学通过《瓦鬲的研究》，完成了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过程，实现了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向中国特色“考古类型学”的转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特色“考古类型学”方法既有来自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影响，又有基于中国考古实践的方法创新，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后来的考古实践探索和陆续形成的理论阐述当中不难发现，中国特色“考古类型学”方法不仅可以研究遗物，还可以研究遗迹；不仅可以研究遗存的“排序”，还可以探讨遗存的时空关系和亲缘联系；不仅可以纵向分析遗存的继承发展、演进脉络，还可以横向讨论遗存之间的影响交流、迁徙融合，更可以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文化因素的构成和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承继及互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考古类型学的中国特色，开启考古类型学的中国道路。

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基础理论，是走“中国化”道路取得的第三个重大成果。其形成标志是夏鼐1959年《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发表，贡献是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引入到中国，并赋予其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定名原则和基本含义，从而实现西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中国化”。与主要用以指导如何对遗存进行发掘采集和比对分析的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两个基本方法相比，“考古学文化”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理解，它和历史上的民族最为接近，反映的是历史上某一族群共同体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范畴上的物质文化遗留，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人的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看，它是通过对遗存进行分类与聚类的研究，进而达到对创造不同遗存群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的区分与界定。简言之，只有通过对考古学遗存进行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才能最终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目标和根本任务。遗存是考古学的研究材料，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人类历史是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在考古发掘的遗存中，没有一件遗物不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没有一个遗迹不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没有一处遗址或墓地不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表面上是一群物质遗存，实质上是一群人创造的一段被物化了的历史。将属于同一个族群共同体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串联起来，就构成了这个族群共同体相对完整的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物质文化演变轨迹。因此，从考古学文化理论出发，将考古学文化辨识出来，再将考古学文化串联起来，不仅是考古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活起来的前提基础。将西方“考古学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夏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理论在后来的考古实践中，不仅对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三代”考古和边疆考古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自身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尤其是经过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赵辉等诸多学者的阐析和论述，使得这一基础理论更具中国风格，更显中国特色。

总之，从1921年到1978年，西方的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考古学文化理论先后被引入中国，并在与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定名说”。这是考古学走“中国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必然结果，是支撑中国考古学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考古学都必须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并在实践中继续完善、丰富和发展。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也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考古学实现了由西方理论方法通过与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道路，向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自身学科任务目标和学科指导思想的“自主化”道路的转变，从而进入了辉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以1979年为界，如果将前一阶段比喻为通过“中国制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后一阶段则可比喻为通过“中国创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便是1979年在陕西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苏秉琦就全国考古工作规划提出的“两点意见”和对成立中国考古学会提出的“一点希望”。他指出“两点意见：一是全国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二是原始社会的解体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一点希望是：全国分区开展学术活动问题。我所提出的两点意见，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新意。但我的考虑是，我们这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应该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应把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必须改变，恢复历史的原貌。第二，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第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为我们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所不可缺少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增进我国与世界人民、特别是邻近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更多的贡献”。

“两点意见”中的第一点意见，是关于全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后经进一步阐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区系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以中原为中心、汉族为中心、王朝为中心的大一统历史观是一个莫大的冲击。在具体实践工作中，不仅指导中国考古学会按照“一点希望”的要求，分区召开了许多专题学术会议，推进了中原以外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大量考古学文化空白被不断填补的大好局面。为后来提出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和“多元一体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保障。

“两点意见”中的第二点意见，是关于如何探索原始社会解体和私有制、国家起源与形成发展问题，后来结合辽西及北方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新认识，陆续提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以“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为代表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为代表的“国家演进理论”，以“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理论”。这三个理论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和前瞻性，打破了史学界采用社会发展史代替全部历史，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的一贯倾向。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及时引向了如何探索和回答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民族起源、中华国家起源及其形成和发展等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实现中国考古学研究任务的历史性转变，将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进程推向一个新阶段、新高度。

以“文化区系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演进理论”、“文明模式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之初为实现国家“新时期总任务”和适应考古学自身建设需要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科指导思想，是1979年以后至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指南和行动纲领。在这一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的引领下，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中国学派”，以及由“中国学派”彰显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其主要标志在于“这一时期所做的是两项巨大系统工程。一是按照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将中国分为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区和面向太平洋的三区。这两半、六区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将我们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和历史依据。一是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我们已经从考古学上找到了一把钥匙，来解开中国超百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千古之谜。简而言之，‘区、系说’是基础，而文明起源是把金钥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对如此广阔的国土上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作出了纵、横发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辩证统一的研究。所以说，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以及由该理论引导所走过的实践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世界考古学中是全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出现，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具体体现，也是考古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百年中国考古学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成就，其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道路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据可考的编年史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献的考释，可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但是作为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它的早期阶段是什么样子？先于商代的夏代是否存在？传说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期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究竟如何？这是文献史学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发掘不断地进行揭示和阐释。所以，延伸中国历史轴线、填补中国历史空白、丰富中国历史内涵的史学重任，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考古学的身上。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属性，中外学者都曾进行过热烈讨论，有的认为属于人类学，有的认为属于民族学，有的认为属于历史学，还有认为属于其它别的学科。但是在中国，考古学只能属于历史学，其本质特征属于人文领域、史学范畴，根本任务是探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产生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和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史情”基础。

中国是一个自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国家。西北环绕连绵不断的高原峻岭，东南部面向浩瀚的大海大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代先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其内地势西高东低，生态条件多种多样，特别是在不同纬度上存在很多的山系，也因此形成了很多的水系。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山系、水系，孕育了不同的族系。多元的族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各自生息繁衍、彼此交流互动、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亘古不变的“多元一体”发展大势。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这是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和“满天星斗说”、“多元一体说”的客观依据和认识根源，是产生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和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地情”基础。

中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时至今日，还存在着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这些民族在各自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都有过许多的源头和分支，形成过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历史根脉。因此，探讨历史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回答56个民族为什么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考古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产生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和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民情”基础。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连续不断发展过程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讲的“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因此“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梳理明白、阐释清楚，是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目标，也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和考古学“中国学派”形成的“国情”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本身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体系指导下开展的中国考古学实践探索模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体系引领下形成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充分显示了自1979年以来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做到了从中国的“实情”出发，贴近中国历史、地理、民族和国家。

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有效方法和特色理论。换言之，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考古学经历的一百年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过程。以1979年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将西方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同中国考古实践相结合，走“中国制造”式的“中国化” 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地层学”方法、“考古类型学”方法、“考古学文化定名说”理论。后一阶段是从中国的史情、地情、民情、国情出发，走“中国创造”式的“自主化”道路，产生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区系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演进理论”、“文明模式理论”。这是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在理论和方法建设方面形成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收获。

站在中国“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和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新起点上，回眸过去一百年考古学走过的路，展望未来一百年考古学将要开展的工作，虽感任重道远，但也充满信心。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中国考古学以往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站在新的历史文化视角和社会政治意义的高度，进一步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这一新的论断，是对中国考古工作基本性质给予的新界定、对中国考古工作重要作用进行的新审视、对中国考古工作目标任务提出的新要求。为新时代、新百年中国的考古工作和学科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9·28”讲话提出的“四点要求”，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社会政治意义和历史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好文化事业的主力军作用，中国考古学在未来继续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过程中，必须以新时代“新要求”为导向，进一步坚持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在已有的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定名说”、“文化区系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国家演进理论”、“文明模式理论”基础上，继续开创符合中国考古实际，能够解决中国考古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

第二，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强化基础研究在专题研究、交叉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支撑作用。不断发挥以“先基础后专题、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注重多元后注重一体”为代表的基本原则，以“年龄、履历、身份、地位”为代表的基本问题，以“各元之源流、元元之交流、元元之融合、元元之替代”为代表的基本视角，以“时空框架的构建、谱系格局的探讨、社会情境的窥视、理论方法的概括”为代表的基本方面，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传统，加快完成“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学科任务。通过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提供坚强支撑。

第四，坚持一切从材料出发，正确看待“发现考古新材料”和“考古材料新发现”的同等重要性，反对教条主义、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不断强调考古学的民族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历史属性和实证属性。牢固树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承传理念和借鉴意识。

第五，积极开展交叉考古研究，在不断深入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同时，努力开创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学科开展交叉合作研究的新局面。将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道路以及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阐释得更加清晰、更加全面，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社会发展道路、生态发展道路，提供历史根据。

第六，积极开展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和重大贡献展示宣传工作，以最新重大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为题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实现和谐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第七，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课题意识和攻关意识，不断加强学科能力建设。通过发掘和解读中华文化标识，牢固掌握中国人类起源、文化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点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精神力量。 

第八，深入探索中华文明内在属性和演变脉络，研究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互通性。为正确认识从“人类血缘共同体”到“人类地域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必然，提供历史证据。

总之，新时代、新百年的中国考古学，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强学术、重证据、明方向、担使命，以物论史、咨政育人，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考古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考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