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医故事 | 贺诚：我国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贺诚是我国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担任了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处长，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他兼任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1932 年 10 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总卫生部部长。在贺诚的领导下，我军逐步建立健全了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卫生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卫生行政领导的管理水平和广大医护人员的素质。贺诚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苏区实施的一系列举措都对当时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贺诚( 1901—1992) ，四川三台人。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后在上海、汉口以行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 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医疗卫生事业的组织管理工作，面对中央苏区缺医少药状况，他白手起家，率领苏区广大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伴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医疗卫生工作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开启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领域的一片新天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卫生事业的先河，从而奠定了我国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1 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缺医少药的窘况。赣南、闽西地区，气候湿热，历来是各种疫病的高发区，尤其是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是苏区最常见的四种疾病，军民饱受痛苦，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总军医处( 后更名为总卫生部) 处长贺诚刚一到任，就接到红军战士因疥疮而死亡的报告，他感到触目惊心，认为疾病治疗固然重要，但疾病预防更为迫切。贺诚经过对红军医院的大量调查分析发现，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是危害最大的四种疾病，而治疗这些疾病并不需要高超的医疗技术或是特殊的药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苏区军民缺乏对疾病的认识和预防。于是贺诚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明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思想，并在《红色卫生》上发表的《应急切转变诊疗工作》一文中，猛烈抨击某些医生药物万能论的错误观念，“认为药物疗法是万能的医生，假使在某一时，药品感觉缺乏，真是束手无策的样子，有部分走到悲观失望的境地。”

1932 年 9 月，贺诚在宁都小源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决议案把“预防为主”的思想转化为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措施，体现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个人防疫、团体防疫等方面，内容详实，简单易行，涉及个人的饮食起居、公共的环境整治、部队行军的注意事项以及医院的卫生管理措施等方方面面。该决议案通过后，立即由总卫生部卫生科印刷出版，向红军部队各级卫生机关发行，各类卫生培训班均将其作为教材使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该决议案在当时成为了指导军民预防疾病的纲领性文件。

贺诚担任国家卫生管理局局长后，将红军成功的防病经验大规模地推广到整个苏区。“他从建立组织系统，制定条例、纲要，扩大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将‘重在预防’的卫生工作落实到实处。”由此迄今，“预防为主”一直成为我国人民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引领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工作体系，保障了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2 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卫生工作基本原则

在红军初创时期，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未得到重视，卫生机关不健全、会议也极少讨论卫生问题，伤病员缺少安抚，甚至还存在歧视和虐待伤病兵的现象，进而激化了部队官兵间的矛盾，影响红军战士的作战情绪，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部队不重视医疗卫生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将优待伤病兵问题列为八大决议之一，把医疗卫生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贺诚来到中央苏区后，切实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为了纠正部队医疗工作中存在的军阀思想和官僚作风，减轻伤病员的痛苦，迅速恢复伤病员的健康，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并以此作为部队医疗工作的宗旨和指导思想。首先在红军总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中进行广泛讨论，明确红军队伍的阶级属性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因为我们是红色医生，对伤病人员的恢复健康要负绝对责任。这就是目前革命阶级中所给予我们的战斗任务。”由此，在医务人员深入开展阶级友爱教育，进行思想斗争，敦促医务人员必须以满腔热情和牺牲精神抢救每一个伤病员，清除医疗队伍中的不良分子，保障医疗工作能顺利完成使命。红军总医院开展的这一伟大活动，迅速地在其他红军医院中推广，最终用“一切为了伤病员”统一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思想，从此，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服务宗旨，把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与医疗卫生工作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党的根本宗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成为红色医生行动的最高准则。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面貌焕然一新，红军伤病员的境况得到极大改善，慰劳伤病员蔚然成风，医院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病员的战斗情绪日益高涨，医患关系更加融洽。许多医生宁可自己忍饥挨饿、受寒挨冻，也要保证伤病员吃得饱、穿得暖，更有医务人员因繁重的救治任务，终日得不到休息，甚至殉职于工作岗位上。

“一切为了伤病员”还体现在红军优抚工作上。1932 年 1 月，中革军委成立抚恤委员会，任命贺诚为主任。“从此红色战士因伤或牺牲，与残废的，有了这一抚恤委员会的组织，可以专门负责调查统计及慰恤一切，凡伤或牺牲或残废的战士与其家属定可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别优待。”

此外，还设立残废院专门收容伤残的红色战士，残废院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设有列宁室、俱乐部等文化娱乐设施，当地苏维埃政府经常动员群众去慰问，帮助伤残员换洗衣服。2 月 19 日，《红星》报详细报道了设于胜利县的红军残废院成立经过和伤残员的生活状况，残废院环境优美，院内组织活动活跃，文化设施齐全，生活物资充足，当地群众经常慰劳。该报道还揭露了在国民党军队里伤残兵遭遇的悲惨窘境，他们倍受“官长”的歧视，可怜的残废兵流连无归，讨饭挨日，“想要得一安全休养的地方，就比上天还难”。

3 创办红军卫生学校，大力培养红色医生

中央苏区初期，医务人员奇缺，一个能容纳 300多名伤员的医院，往往只有一名医生，看护工作也主要靠动员当地妇女来承担，医护条件十分困难，许多伤病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伤残或死亡，给革命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担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长的贺诚，深感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刻不容缓。之前，各军团、各省军区卫生机关或红军医院零星开办了一些短期看护训练班和军医，如红一方面军卫生部、红一军团卫生部、红三军团卫生部、江西省军区卫生部、福建军区卫生部等均开办了看护训练班或军医培训。

1931 年 11 月，贺诚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支持下，组织陈志方、彭龙伯等人着手筹建红军军医学校，贺诚兼任校长，陈志方任教育长，彭龙伯任教员。经考试，择优录取了 25 名学员，成为红军军医学校首批学员。1932 年 1 月，该校在于都县城正式开学。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的开办，毛泽东为学校作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题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开学典礼。1933 年 3 月，学校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到 1934年 10 月红军长征时，卫生学校共培养了 686 名学员。学员毕业后，均安排到部队卫生所或医院工作，成为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其中大部分学员在革命战争中牺牲。

贺诚亲手创办的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重要的医务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培养的大批医务人员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各个战场上，是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中坚力量。学校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为办学方针，因地制宜，结合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采取短学制、少而精、边学边干、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来培训医务人才。学校在短短的数年中，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医疗卫生人员，“基本上按编制补充了前后方卫生医疗机关的医生、司药”，缓解了中央苏区医务人才极度缺乏问题，基本满足了革命战争救死扶伤和中央苏区防病治病的需求; 学校所培养的医疗卫生人才经过战火的锤炼，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如张汝光、游胜华、刘放、涂通今、牛步云、吴行敏、王子健等人，均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

4 建立医院管理制度，提高医院救治效率

中央苏区初期，红军医院的管理工作极不规范，主要存在规章制度缺失、员工思想涣散、伤病员缺少关心等问题，贺诚曾经严厉批评了医院的不良现象:“诊疗工作的简单化，对病人未负起绝对责任，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因为这样延长了治疗时间，减少了出院率，减弱了战斗力，降低伤病员对医生的信心。”为此，贺诚从建章立制着手，大力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院工作流程，提高医院治愈率和出院率。

1933 年 6 月，贺诚主持的总卫生部制订了针对医院规范管理的《卫生法规》。该法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规章制度类即卫生法规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分文献在战火中焚毁，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现留存于世仅有第二部分表册类即卫生法规之二，编制了 22 种表册，主要分为五大类别: 医务人员调查统计类、战伤统计类、门诊治疗手续类、住院病历类和药品器材保管类。医务人员调查统计表类，类似今天的干部人事档案，对医务人员的使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战伤统计、门诊住院登记表及药品器材保管表册类，有助于医务人员对伤病员进行即时分检，根据伤情及时将伤病员抬送到相应的医院治疗，减轻后方医院的救治压力。同时也有助于对十分缺乏的医药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避免以往前方战斗部队因能战场缴获，药品充足、积压甚至浪费，而后方医院药品匮乏的现象。规定各军不得自行购买药品，以免“公款损失”，前方部队缴获敌人药品，也应如数上交。药品由总卫生部统一购买，平均分配。从表册分类中可以看出，当时医院管理达到相当规范的程度，管理制度相当完善，医院管理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服务宗旨。后来，表册增加到37 种，由总卫生部统一公布、印发，并下到各级卫生机关和医院，要求“按类造送，要坚决反对危害革命利益的游击主义倾向，完全保障这新表册的全部执行。”

随后，为了保证红军战士有强健的身体素质和战斗员的质量，贺诚通过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军体格检查的训令，强调老( 45 岁以上) 弱( 16 岁以下、体重不足 60 斤) 病( 传染病) 残( 耳聋、夜盲) 者不宜参军入伍［1］。同时，发布加强出院检查的训令，要求医院对治愈出院者进行严格的检查，避免医院片面追求出院率而将未彻底痊愈的人送到前方，造成伤病员的再次伤害和医药经费上的更多消耗，强调要确保出院质量。此外，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颁布了《卫生员工作大纲》《连一级卫生勤务》和《师以上卫勤纲要》等制度性的重要文件，进一步健全了全军各级医院的管理，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管理机制全面系统的建立起来。

5 发动卫生防疫运动，保障军民生命健康

贺诚在主持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和国家卫生管理局工作期间，坚持“预防为主”的思想，在全苏区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一是在全军开展预防四种常见疾病的卫生运动，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工作会议，发布会议决议案，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及医院卫生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推进红军卫生工作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二是制订《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和中革军委《暂行传染病预防条例》等重要法律文件，将霍乱、痢疾、天花、鼠疫等 9 种疫病界定为须重点预防的传染病，并规定了具体的预防措施，为苏区卫生防疫运动提供法律保障; 三是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抵制封建迷信思想，倡导文明健康的卫生习俗。并且身体力行，亲自为《红色中华》、《红星》等报刊“卫生常识”专栏撰写各种疾病预防知识。

1934 年 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贺诚把由他主持编印的《卫生常识》一书赠送给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手一册，要求代表按照书中内容在当地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从而把卫生防疫运动进一步推向全国各个苏区。中央苏区乃至全国各苏区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贺诚从“预防为主”思想出发，到动员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呕心沥血，为保障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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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赣南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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