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 | 震古烁今的伟大远征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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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征途如虹，岁月如歌。沿着建党百年的历史经纬，穿越时空追寻当年的红军足迹，我们就会更加深刻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初春的阿坝阴雨绵绵，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红军长征纪念碑巍然耸立。碑顶的红军战士铜像一手持枪、一手举花，双手高举成“V”字形，寓意“胜利”。

这尊铜像没有名字。为了最后的胜利，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无名英雄，倒在了漫漫征途上。

1934年11月，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将士血战湘江。此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三军团在新圩死守四天四夜，师以下团营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阵亡；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一带阻击敌人，付出了3000多人的生命；红五军团第34师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与十几倍之敌鏖战四天五夜，几乎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被捕后从伤处掏出肠子绞断，英勇就义……

远山春意正浓，江水悠悠，丝毫看不出80多年前，这是一条血染的河。

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战，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2015年6月，习主席到贵州遵义考察，一下飞机就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在“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他驻足感叹：“当时要是过不去就危险了……”

危险，始终与红军一路相伴。

泸定桥，13根铁锁今犹在。当年，22名勇士冒着雨点般的子弹攀着铁索匍匐前行，一举突破这道天堑。一位外国政要评价：“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红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二万五千里征程，就是红军向死而生的进军。据统计，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18.7万余人，算上途中补充兵力，共约20万人，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仅剩5万余人。一册长征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描述：“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翻阅史料发现，长征途中，不仅有血火的战斗，还有思想的交锋。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个伟大转折，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多个会议中完成的。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争论。

带有侗族风情的木结构建筑，静静立在罗蒙山下，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恭城书院，是通道会议的纪念地。纪念馆前有一座塑像，毛泽东皱眉凝视，似在展望，又似沉思。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红军重大行动久无发言权的毛泽东，终于以其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6天后，黎平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讲解员介绍，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在猴场召开会议，解除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

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里，陈列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1935年1月中旬，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经过整整3天的阐述、争辩，诞生了《遵义会议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有这样一组数据：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先后召开了70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

两河口会议确立了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哈达铺会议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部汇合，瓦窑堡会议圆满解决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这一个个会议，不仅决定了长征的方向、红军的生死存亡，也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到底有多苦？

如果将红军各部队长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连起来，就会发现，长征实际路线构成了几张遒劲的弯弓形状，“弓弦”下多为平原、丘陵地区，鱼米富庶；“弓背”之处，密布峡谷激流和雪山草地。而红军多是在“弓背”上艰难跋涉。

如果换算成数字，漫漫征途中，除了同敌人进行600余次战役战斗，红军将士还跨越了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

许多长征纪念馆中，都收藏着红军草鞋，干草自带的毛刺，让人不用触碰就能想象到那粗糙的质感。红军将士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与敌人周旋战斗，将坎坷踏平。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当地的民谣道出了翻越这座雪山的难度。在《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里，老红军谢良这样描述：“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同样的苦难，也发生在茫茫草地里。

若尔盖县文化馆珍藏着很多红军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枪支、弹药、炊具、勋章等物品。文物保管员解释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贴身之物，可见当年红军过草地，非战斗减员有多么严重！”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组织清理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尸骨，人们发现有些地方每隔三五米就有一具。

雪山草地埋葬了无数英魂，但也从中走出了胜利之师。长征胜利靠的是什么？张闻天回答，就在于有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多少年之后，也有人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定地回答：“跟着走！”简简单单3个字道破一个事实，即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军战士刘志海临死之前，把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手里紧握着党员证和一块银元；也不难理解，长征途中，因为没有御寒衣物而冻死的人是军需处长，因饥饿劳累倒下不醒的人是炊事班的党员班长……

有人说，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这鲜红，就是信仰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