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记忆（三）｜邱斌：发出中国声音 朱钟堂：音乐为人民服务

我过去在上海实验剧校念演员科正科，还没毕业就出来了，所以我自己总是要想去做电影，但组织上需要，就把我调到电视台去了。后来电视台把过去的广播乐团里的小乐队、合唱团（也就是广播乐团），还有从电影厂、工人文工团、戏剧学院调来的人整合到一起，就叫广播电视艺术团，我就是负责这个团的。从1960年开始，我就跟这个艺术团都在电台，当时每年都要下工厂下乡、深入生活、搞创作等。

1973年9月，我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在学校主要做党务相关的工作。当时学院就钢琴、声乐、民乐、作曲指挥系、管弦系等几个系。因为我过去在广播乐团搞过合唱，合唱里面的许多团员都是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毕业的，所以一开始对声乐系印象比较深。大概一年以后我就调到管弦系了，里面行当很多，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倍低音大提琴、铜管、木管、低音鼓，这些乐器都让我印象比较深。之后我调到作曲指挥系做总支书记，一直到1982年我又调到院里做纪委书记。

我觉得上音整个的教学各方面是比较有传统的，听那些老教师们讲了音乐学院创建之初时的事，有很多俄罗斯、犹太的音乐家都逃难到了上海，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我们学术基础各方面比较好，包括后来像作曲方面，包括和声、复调、作曲法等都有一些传统的东西。

当时提出所有的专业老师都要编写中国的基本教材。中国现代的音乐学院的许多基础也都是那个时候老师们慢慢创作、探索出来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到下工厂下乡，为工农服务。我认为就是说基本的东西，中国应该有所建树。另外我认为学西洋的乐器，的确也要有中国的（元素），包括中国的曲调、中国的语言，不能忘记学音乐的母语。

我觉得现在音乐学院的的硬件，比如钢琴、琴房很好，“软件”也要上去，也就是“立德树人”，特别是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理论武装很重要。

我希望上音能够出人才出作品，能够跟时代要求、跟人民的要求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看看《伟大也要有人懂》（“伟大也要有人懂”是鲁迅评论《儒林外史》时讲的话）。韩毓海写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两本书，我希望音乐学院的所有的党员同志、学生们都可以读一读本书。

我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建院时很不容易，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不像现在是世界名校，很辉煌，有歌剧院等等，那时候还是很小的学校。

实际上虽然上音建校在1927年，但解放前一直在战火中辗转，一路风雨飘渺、十分不易。坚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慢慢开始建立各个系部、成立了附小附中，学校得到了第一次大发展。上音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发展壮大的。

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漕河泾为上音盖了很漂亮的教学场所，有小桥流水，有琴房礼堂，前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还曾在这个礼堂里演出。

这个时候的院长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贺绿汀。贺老是“三家”——革命家、作曲家、教育家，他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影响非常深远。1949年，贺绿汀被任命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院长。贺院长讲音乐的风格时最喜欢说：melody！melody！melody！意思是旋律动听优美、朗朗上口才是好作品，音乐应该为人民服务。

1997年校庆，谭抒真和贺绿汀在弹琴

那时上海还没大发展，过了肇嘉浜路就是农田，不像现在什么大巴小车那么方便，在漕河泾对于师生们开展艺术实践而言并不方便，大众也难以参加演出观摩。因为贺院长辈分高、影响广，他和市委协商要把上海音乐学院搬到市区。当时主持市委工作的是曹荻秋，看到贺院的报告欣然同意。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在奉贤南桥参加农村社教运动，教授孩子们唱歌

汾阳路、淮海路在那时还是上海很边缘的地方，1959年在汾阳路第一次招生，本人很荣幸地在这一年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校区有三大片草地，第一片是现在工会的楼，一直到复兴中路往西六亩地是菜园子。原来在附小的前面还有一大片草地，我们刚进来时没有南大楼、北大楼，只有办公楼，我开始上和声、作曲课全在这个楼，大部分学生都住在工会现在所在的楼，一楼是声乐系的，一个房间有三四十个人，作曲系的条件好点，是上下铺。

1963年奉贤松隐镇下乡劳动，为人民服务演出，陈钢指挥

1962年朱钟堂所拍上音旧址

60年代的上音南大楼

条件不好难以有好的发展，所以1958年搬到汾阳路后，1959年就开始盖楼，当时孟波担任党委书记，为了办学校造了琴房和南大楼。1960年开始建北大楼。改革开放后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中国人突然发现世界变化那么大，发展的那么快，所以要走出去看看。我们也开始招收研究生，钱仁康先生成为了我院第一位博导，都是在这段时间。

我1989年开始做教育处长，参加各种教育工作的会议，编辑教育书本、材料，为此还专门到华东师范大学去进修过一年教育学。

1962年在嘉善，管弦系排练

教育要传承人类文化。教学生是要教基本道理的，不要耍花样。教育第一，要教孩子“听话、守规矩”，第二也要教孩子“不守规矩、不听话”。教育难就难在掌握听话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尺寸问题，所以我跟很多学生做事情会商量着来。

现在讲“匠人精神”，其实不一定都是针对大音乐家，其实弹一个伴奏，写好一个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我们这个传统要继续传承下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可避免，要承认发展，拥抱变化与创新。

一个学校要办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老师和传统。上海音乐学院海纳百川，引进了中国各地很多的优秀人才。

我觉得新一代年轻人非常可爱。现在这一代人从优点来说思路敏捷、接触面广，由缺点来说就是思想不容易专一、杂事太多。我们在1950、1960年代看书，哪有什么电视、手机，看个电影都很难，用矿石收音机听听电台就觉得不错。

我希望大家沉住气、专一一点。要理解什么事情都是要努力去做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这个问题我又有个矛盾的理论：两个不肯洗衣服的人，一个穿一件扔一件，一个发明了洗衣机；还有两个都不肯爬楼的，有些人就发明出电梯了，有的干脆不上楼了，所以要辩证地看待世界，就是这个意思。

我对青年人的期望就是：世界是青年人的，希望这个世界在他们的手里发展得更美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八个字很重要，要始终牢记上海音乐学院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怎么继承与发扬先辈们创校之初的精神，这是我们所有上音人应该考虑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