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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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历史背景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用全力去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中国目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同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其参加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经过长征，红军的骨干力量虽然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想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此关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6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长达近10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战略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的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事件经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许，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在苦苦劝谏来陕督战的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无效后，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并向全国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即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17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邀请，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并在张学良的公馆内居住。次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三方进行会谈，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23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在这里进行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停战、改组南京政府”等六项主张，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声明，如果南京单方面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法保证。迫于各方压力，蒋介石最终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等承诺。12月26日，蒋介石安全抵达南京，宣告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历史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彪炳后世。同时，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也因此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历史意义

冬风凛冽，西安华清池的荷花池已冰冻三尺。绕过荷花池，来到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痕清晰可见。看着各个房间按原貌摆放的桌子、床等，耳边仿佛响起了激烈的枪战声……

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中外震惊。但兵谏不是偶然。日本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此时，民族危亡。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艰难跋涉在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挚呐喊；1936年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周年，在寒冬中示威游行，群众愤怒达到高潮。

事变之后，国家将走向何方？周恩来同志应张学良之邀，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

此时，局势危疑震撼。各种势力伺机而动，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虎视眈眈。我党对事变的发展，估计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一是内战爆发，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二是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毛泽东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