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区巡护员，背影里的那些笑与泪

这是长青自然保护区海拔最高的点。

爬上草坡的一瞬间，突然间疲惫全消，躺在草甸上，大口呼吸着。我坐到那块儿最高的石头上，眺望着秦岭南坡的绵延山林，山巅的风，略有点凉，我戴上了帽子。

那时我22岁，在长青做本科毕设。师长们交代完工作，我独自留了下来，每日相伴工作的就是保护区的巡护员。

山里初春的夜晚，那栋给研究人员的宿舍，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保护区员工的宿舍在路的另一边，一排平房，黑暗里星星点点。

QQ突然闪了起来，他们问道，“闷不闷，要不要晚上一起打游戏？”

陈鹏和刘伟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长我几岁，刚到保护区工作没几年，他们渐渐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并和更有经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学习着野外的知识。

忘不了华阳的清晨，一碗热面皮、一碗菜豆腐，坐上摩托车，开到深山之中。爬上一个个山头，跨过一条条河，似乎每天都是和这些巡护员在欢笑中度过。

在山里，并不会有寂寞。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竹根岔沟尾，这里距离公路可以坐车的地方要走4、5个小时。随着海拔上升，高大的云冷杉林逐渐变得稀疏，枝桠四散相互交错的杜鹃林夹杂其中。我们一路深入，来做野生动物和植物的调查。

突然，山上不远处的树林间有个人影在穿梭。

在野外工作，最担心的不是“猛兽”，而是人。

野生动物大多怕人，和人相遇，几乎都是撒腿就跑，能见到野生动物，反而是我天天出门时都翘首期盼的。但是在保护区核心区出现的人则不同，他们大多数是来盗猎、盗伐、挖药或是非法穿越的。在荒野里和人相遇，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心想，我们两个人，二对一，胜算大。

谁知，后面林子里又走下一个人。

仔细一看，是个女人。

我和贵哥说，“你对付男的，我对付女的。”

话音未落太久，他们走到离我们较近的开阔地区，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砍刀。瞬间心虚，开始懊恼刚才逞什么能。

贵哥回头悄声对我说，“你不要说话，一听就不是本地人，我们装作是森林公安，我来和他们说”。语闭，他大步向前，声量增加，一副正气地呵道，“跑来保护区里做什么？”

两个人可能也心虚，突然没了胆儿，低头不前，问什么说什么。

然而，我们既没有执法人员森林公安的陪伴，路程太远也押不回去这两个人，只能记下身份信息，就放他们走了。看着他们快速离开的身影，无奈地叹了口气。保护区工作人员大多没有执法权，遇到配合的还好，遇到要拿着刀子拼命的呢？管，还是不管？

想着返程还有十多公里要走，便紧跟着前面走得快飞起来的贵哥，怕落下来迷失在这个阳光快速消失的密林间。全程机械式地在大步行走，意识飘忽在林子上空。天擦黑，我们回到了上车点。

站上，饭还在给我们留着，冒着热气。

吃着吃着，贵哥突然埋怨，“你撵着我走那么急干嘛。”

我捂着嘴笑着，“我怕跟不上你的脚步。”

那时，他刚做完大熊猫第四次调查，摔下悬崖，伤了腿，刚养好伤。

从坡底一路爬上来，气喘吁吁。这是一个朝南的阳坡，在夏天来得格外晚的高山，这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布满了金黄色的草丛。快到山脊，我们停下来吃午饭。原来都是馒头鸡蛋和榨菜，但最近是端午节，朋友留下来了粽子。

我从包里拿出粽子，递给了李哥和袁丹，“来，今儿中午咱换换口味。”

那几年，我往返美国和中国，在做博士课题。袁丹刚来保护区，一个女娃娃，我觉得突然有了伴。李哥是个退伍军人，经常调侃，怂恿我在美国人面前多耍点武术，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午间的阳光不吝惜地照着面颊，汗水渐渐褪去，群山在脚下连绵，在远处化作淡淡的几笔墨色，弥散于天际的云中。这样的午餐景色，求之不得。

突然，李哥捂着腮帮子大叫，“哎吆，你这航空粽子，要咯掉牙哦！”

真空包装的粽子，我直接带了出来，原来，这个粽子要蒸煮之后才能变软，好久没吃粽子，我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大家大笑了起来，声音仿佛穿透了山谷，望着远方，一口口啃着硬粽子。解决了午饭，继续上山。

后来，那一年一起上山刚进保护区的两个女孩儿都留了下来，只不过，她们都不再参与野外的工作了。

  袁丹和贵哥

五月末，山顶依旧寒冷，每天下午，浓密的雾气会从原始森林里漫溢出来，覆盖山顶这片硕大的草甸。

因为每天早上要早起研究鸟类，检查小兽的陷阱，还要做植被调查，我们决定，扎营在草甸边工作。虽然防火期马上就要过了，但还是不太敢用火，带上自热盒饭和水，想着将就几天。

保护区的李主任和罗书记不放心，他们每天上来草甸做其他调查的时候，总会跑到我们这里看一下，提一壶热水，带点暖身的酒，问问还需要什么。看着自热盒饭慢慢消失，山上雨水不停，他们心疼地说，必要的时候还是把火燃起来吧。

和三个彝族向导围坐在彩条布搭的简易公共帐篷里，围着篝火，吃上了一顿热乎的炖菜。

烟气和衣服上的水汽在帐篷里驱之不散，睁不开眼，却不想离开这温暖。

透过火光，向导羞涩地笑着，继续教我们用彝语怎么说不同野生动物的名字。粗糙的双手，曾在野外一次次地伸向爬不上陡崖的我们，拿起装着50斤的装备就背在了肩上；大雨里，也能升起一堆火，不再打颤。

野外的衣服，回家洗了一遍又一遍，却依旧洗不去竹子和烟火的味道。每次闻到，似乎都能瞬间感受到湿冷的林子和炙烤的篝火在回忆里打架。

强巴站在山崖边查看地形。我们开上一个前方没有路的小山包，挂着放摩托车的拖车，很难掉头。踌躇之前，强巴朝我招招手，说，这里可以下去。我开着车向前，但是因为车头向上，完全看不到下去的路。在山里开了这么长时间，但还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没关系，顺着这个方向往前”，强巴在前面指挥着。我们安全回到有车辙的地方，强巴一瘸一拐地跳上了车。他前几天开摩托车调查，过河的时候摔了，被机车压住了腿，差点骨折。

强巴很爱笑但却不太爱说话。我开着车，左一句右一句地和他聊着。

慢慢地，他开始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他以前经商，却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来到保护区工作。作为站长，只要天气好，就会带着其他人一起出去巡护。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有保护站但是没有人，有人为什么只待在站里而不出去巡护。

说着，我们又到了下一个样点，拿起望远镜，开始搜寻山上的动物。

余光里，我看到他仔细地扫着每一个山头，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动物。

华西雨屏带的雨水连绵不绝，终于等到天晴，我们继续进山。

繁密的竹林在林下纵横，看不见兽径，只能硬靠身体在竹林里钻。

弯着腰，双臂向前向两边拨开竹子，在遮天蔽日的竹林里费力“游泳”，没几下，就累得腰酸胳膊疼。原始森林下的竹林漆黑逼仄，走上一阵就压抑难忍。

雨后虽然天晴，但是竹叶上挂满了雨水露水，在竹子里穿行，水滴伴随着震动哗啦啦地落到身上，就如同淋浴一般。向导总会走在前面，帮忙打落雨水，让后面的人少遭点罪。

走了一段时间后，贵哥的迷彩服已经湿透了。

他转身问道，“要不要你走在前面一会儿么？”

“要得嘛！” 说着我拿起根竹子，要学着他的样子在前面开路。

还没要走，他笑笑，又把我拦在身后，继续向前。

手上，我看见他之前在野外工作时意外被竹子戳穿的淡淡伤疤。

马边保护区的黄耀华

寒冬，我们在被大雪压弯的竹林里走了一天，考验每个人腿部的柔韧性，能不能把腿从深深的积雪中抽离，高高抬起再次踩到前面的雪里。

雪套在反复的竹子剐蹭中，开始脱落，雪顺着鞋缝，一点点打湿双脚。

还好，今天我们回到保护站住下，大家围着电火炉烤鞋烤袜子。

烤鞋尤其需要细心，贪快放得过近，或是不常挪动地方，就会把胶烤化烤开，一双鞋可能就此报废。

我们就像烤肉一样，慢慢翻动鞋子和袜子，湿气带着不可言说的味道弥漫在火炉上方。

透过阵阵雾气，耀华说，机构变化，现在越来越难动员大家上山了。

他不是四川人，却留在小凉山。他做过手术，但是因为对于野外的热爱，只要一有机会就想上山。就这样，他带着我们在湿冷的12月，在雪地里钻了几日。

回忆起他们，总是笑脸，但转身，却是略有悲凉的背影。

出野外开始的7年，我一直都是处于没有团队只身工作的状态。让我敢于走出这一步的原因就是，保护区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之于我，就如同家人、兄弟，在野外，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因为经常在山里工作，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和那些省力却不在地图上出现的秘密小径。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让人信赖。

他们会在大雨瓢泼时，在避风处燃起一堆火，拿着竹子串着馒头片烤起，让我突然感觉到最温暖的美味也不过如此。从山上回来，三哥会在自己的小屋里炒一盘土豆片，周哥递上一杯辣掉眼泪的五味子酒，驱寒解馋。

王姐还在拿中药泡脚，长期在山上，太过湿冷，关节开始遭不住。话语间就要起身把柜子里的蜂蜜拿出来给我，说拿这个涂在脸上，在山里是最好的护肤品。旁边的勇哥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他们两口子有时会一起在山上，一待就是20天。他们经常担心自己儿子的学习是不是上进。没办法经常陪伴孩子家人是大家无法言说的伤。

他们，是最普通的人，但却是最不平凡的人。在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敞开心扉，去倾听他们的故事，诉说自己的过往。有时，就是静静坐着，听他们边喝着酒边说着自己的故事。在这样艰苦隔绝的条件下，只有人和人之间的信赖和坦诚才能在朝夕相处中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而他们，大多有着一颗纯粹而朴实的心。

就是这样的温暖，让我一次次走入保护区，把我工作和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这里。大自然可以疗愈，而这里的人质朴得让人感动。他们也会说起工作上的不满和期望，说起生活的重担与难堪，但却没有阻挡他们第二天继续上山的脚步、抛下肩负的职责。野外的工作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和家里又经常相隔两地，不能常常陪伴。没有高薪、没有不同于其他单位的福利、甚至没有来自社会大众的认知和认可，他们就是这样地默默坚守。

夜晚，一壶酒，一席话，有时是无奈的沉默。

天明，一阵爽朗的笑声，继续拥抱着大山。

他们，就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深入到荒野把巡护和监测作为日常工作的巡护员。

马边保护区 黄耀华

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石。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基石的建造与维护，最需要的是他们。基础设施可以变得更好，监测设备可以更为先进，但是没有这些驻守工作的人，没有他们去巡护和管理这些监测设备，可能什么钱砸下去都是打了水漂。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这个群体正在经历衰退。有经验的一代正在逐渐老去，却缺乏新一代的补充。青黄不接，就是大多数保护区的现状。

长期在野外工作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工作人员的情况需要被了解，这个机制需要被改变。

高妍是我带的第一批学生。一个北方姑娘，骨子里有着要强的劲儿，崴了脚还要坚持继续爬山工作。保护区里上山的人变少了，有经验的人变得更加稀缺。她绞尽脑汁想要留住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可以和我们一起完成野外的工作。像她一样的学生还有不少，他们是家里的宝贝，但在野外从不娇气，从心底把保护区工作人员当作朋友，尊重他们，也感动着我。

感谢高妍选择调查全国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状况作为她的硕士论文。我们这个研究的英文文章发表了，但是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最近我们又发布了中文的报告（点击查看推文）。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可以抛砖引玉，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关注、研究并推进这个群体的发展。

毕竟，这和保护地的有效性密切相关。除了宣布雄伟的保护地目标，我们需要把钱投入到关键的地方，那就是支持保护地建设和管理的人身上。

否则，建了那么多保护站，没有人用，买了那么多设备，没有人去维护和管理，钱是花出去了，可是并没有效果。如果因为自己巡护力量短缺，连基本的巡护和监测都要外包给其他单位，那保护地未来该如何健康发展？当最熟悉山林的人渐渐消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石，可能就是名存实亡。

一次次的意外事故都告诉我们，科技还到不了救世主的地步。走进荒野，保护自然，我们依赖的还是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这些有经验的人。但是我内心却十分担忧，我们正在失去他们，而现有机制吸引不来人、又留不住人。本该是帅气让人仰慕的职业，穿着好的户外服装，挣着体面的薪水，行走在荒野，多少人梦想在美国国家公园做一个巡护员，哪怕退休可以来这里做一个志愿者。而我们这里，巡护员，似乎就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就算出现，可能就是一个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无法纳入到未来考虑的职业。

未来，保护地最需投入的地方是哪里？

是人。

我们需要人才培养，更需要有激励机制的变化，社会的了解和认可，人在事才成。

长青保护区的刘伟、麻友力（黑黑）、门桂荣

2021年夏末的青藏高原，大风夹杂着雨雪，我们驻扎到一个羊圈里宿营。第二天起床，我嗓子开始酸疼。强巴说，“羊圈可能不干净，有污秽的东西。”说着就去自己的帐篷里找来一个藏饰的袋子，拿出了炉子和藏香。

藏香的烟气在晨曦中慢慢升腾，我问道，“这个会不会帮助去除我们身上其他的污秽？”

强巴像个大哥一样，总是和我们说，不要碰烟酒，要活得健康一点。每天晚上，我们借着微弱的营地灯打牌聊天时，他总会坐一会儿，就回去自己的帐篷里，读经书做功课。

强巴听到我这么问，又露出大大的微笑，像下弦月爬上了山巅。

“等我回去以后，你时不时也向东方帮我烧点藏香吧！”

分别的那天晚上，我又喝多了，似乎每个野外季节，我都有太多的不舍。

第二天，记忆有些模糊，但依稀记得，我一直拽着强巴一遍遍地问，

“你说我还能不能被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