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曾矩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2年，刚满一岁的她便跟随在京汉铁路工作的父母来到北京。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童年的她，自小便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后来，付曾矩一家搬到了武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带着弟弟从武汉去重庆求学。付曾矩回忆说，“当时坐船要跳过一个跳板，弟弟在过跳板的时候差一点就掉下去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途中，我染上了伤寒，在同学家住着，她的母亲待我很好，给我熬中药，帮我治病，这件事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在同学一家人的帮助下，付曾矩顽强地挺了过来，开始了她在南渝中学（实为南开中学搬迁至此）的求学生涯，顺利考入了湘雅医学院。在那段日子里，付曾矩深切体会到了亲情和友爱的分量。而在之后从医生涯里，付曾矩将这份爱和关怀全部倾注到了病人身上。1947年，付曾矩从湘雅医学院顺利毕业，来到南京中央医院（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在这里，她同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眼科专家的孙桂毓教授结为夫妇。1949年7月，付曾矩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追随丈夫孙桂毓赴英国伦敦大学小儿科研究院进修，1951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付曾矩夫妇了解到，新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国内奇缺医生，当时医学院的学生经过两三年的培训就走上临床了，像她和孙桂毓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了。于是，本可以在英国开展新事业的付曾矩动心了，决定回国。就这样，付曾矩夫妇谢绝了英国老师、学友的好意挽留，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毅然回到新中国，回到孙桂毓早年就读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现山东大学医学院）任教。“从我们回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我们深深爱着的祖国，从来没有动摇过。”付曾矩说。回到新中国的付曾矩，干劲十足。记忆中的炮声、租界、漂泊、动荡再也没有了。从1954年起，付曾矩开始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威望。付曾矩陆续带教9位硕士研究生，治学严谨的她，使儿科一贯成为教学示范、先进单位。教学期间，付曾矩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儿科学》《新生儿症状鉴别诊断》《最新儿科诊疗手册》《儿科讲座》《儿科护理学》《儿科常见肿瘤病》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她有关小儿再生障碍性贫血及遗传性球星红细胞增多症的论文被收入《中华儿科专家论文集》。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退休后，她仍继续坚持临床工作。1998年，付曾矩来到刚刚建院不久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继续发光发热。工作中，付曾矩强调医护间的协作，确立了病房无陪人制度，提高了医疗质量。她对换血治疗新生儿溶血症、营养性贫血、多动症、学龄儿童末梢血红蛋白电泳的观察研究、胎儿骨髓象的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5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是山东省儿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在她身上，不仅体现了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精湛的技术和渊博的知识，更体现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回想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得到的却很多很多……我希望能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继续用所掌握的医术造福患者，把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活到老、干到老。”付曾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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