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苍穹中怎样的“新星”在闪耀？光明日报报道北师大青年科技人才

▲《光明日报》12月27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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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清冷的深夜。杨超还在书桌前思索一个久攻不破的算法难题。突然，一朵火花点亮了思路，一切豁然开朗起来，长久的孤独感随之化为极大的满足感。

今年42岁的杨超已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在大规模并行计算学科领域摘得累累硕果。

今天，很多像杨超一样的青年在新时代的科学赛道上脱颖而出，为我国科技实现由“并跑”到“领跑”的世纪跨越担起重任，成为中流砥柱。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如何以炽烈的热情点亮科学的苍穹？我们一起走近这些冉冉升起的“科学新星”。

彦文娇、葛健全老师主办2019年等参理论国际研讨会

几年前，杨超曾带领团队负责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上HPCG基准测试程序的优化工作。起初，经费缺乏等难题接踵而来，但他还是认准了：技术创新，事关重大，值得做。于是，建起团队、如期开工。其间，新算法不断涌现，新突破接踵而来。最终，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HPCG基准测试位居世界第一，性能超过国外公司提供的技术方案。当登临山巅、回望来路时，他更懂得了抉择的重要。那一年，杨超35岁。

锄头、铲子、密封袋……这是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黄惠川做科研的“标配”。自从跟着导师朱有勇教授在云南澜沧县开启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以来，他习惯了“漫山遍野找林子，蹲在半坡看土质，坐在老乡炕头上讲技术”。几年后，一项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中药材病虫害发生率的研究成果成功转化，并成为标准在实践中推广开去。“写在大地上的论文”让老百姓富了口袋，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充满干劲。那一年，黄惠川34岁。

研究微分几何，常是“一个人思维的独舞”。数字、符号、公式，犹如一个个跳跃的音符，组合成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曲调。“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演算、苦苦思索，只有极少的瞬间才可能灵感闪现。”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彦文娇沉浸其中，让才智的“蓓蕾”一朵一朵绽放：她与导师唐梓洲合作，攻克了等参情形的丘成桐第一特征值猜想难题，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几何杂志上。至今，这仍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那一年，彦文娇28岁。

“25岁至45岁是科技人才成长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知识储备丰富，创造力处于巅峰，最有可能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说。

细览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成就，背后几乎都有一群青年的身影：“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35岁……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44.6岁，最年轻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5岁。《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队伍平均年龄为35.9岁，青年成为科研队伍的主体。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丁明磊介绍，留学归国人员已成为我国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组成。当前，我国推动各类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建设，逐渐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全球创新创业沃土，更多国际智力资源将充实到这一队伍中。

此外，青年科技人才大都具有较强的信息化能力。丁明磊认为：“受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科研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提供了崭新方向与应用场景。在知识开放共享，研发活动趋于网络化、生态化的今天，信息化已成为开展科研的必要工具。”

青年科技人才主要发力于哪些领域？记者调研发现，“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了青年科学家项目，涵盖纳米科技、合成生物学、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数字诊疗装备等基础前沿类重点专项；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40岁至45岁约占九成，涉及信息、农业、先进制造业、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等领域。

“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中，青年科学家群体备受关注。一些世界人才中心处于‘追赶阶段’时，其主体科技人才年龄都不太大，如：意大利，35岁至45岁；英国，36岁至45岁；德国，41岁至45岁……”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指出，中青年科学家占一定比例，科技创新的“后劲”才能充足，这是人才强国赓续发展的关键。

彦文娇在2020年子流形的几何与拓扑研讨会上作报告

“数学是一个很纯粹的学科，如果犯困了，就做做题，立马精神振奋。”彦文娇对专业爱得直白，正是这份纯粹让她始终有破冰前行的勇气。

近两年，她的新目标是将“陈省身猜想”的结果推广到任意维数。难度有多大？前人最多把结果计算推广到四维、六维。可是她不急，更不放弃，因为“冰山”下的秘密实在令人着迷。“有阻塞，就暂时放下，经常翻出来‘咀嚼’，一点一滴进步。”稳扎稳打中，难题渐次破解，她的治学之路又开阔了不少。

彦文娇与学生讨论数学

“热爱能让你克服很多困难。”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陈焱致力于机构学研究，曾一度坐着“冷板凳”。“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工作，由于机构学是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经费并不多，坚持下来挺难的。”可没想到，由于在该领域的深入钻研，数年之后，她便在国际上脱颖而出。

刚回国时，不少人带着工程项目来找陈焱，可她说：“没有基础理论就没有创新源头，与其和人雷同，不如继续深耕、保持特色。”2015年，陈焱以全新的理论模型破解了厚板折纸难题，成果在《科学》杂志刊发。今天，她时常会把最优秀的学生“劝”到基础理论学习中来，力争为源头创新引来更多“活水”。

回想起本源悟源超导6比特量子计算机正式发布的场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国平很是激动。4个月，50人，用“7×12”（每周7个工作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方式，他和同事们完成了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云平台的搭建。

为了共同目标，一群来自物理、计算机、微电子、网络安全等不同学科的人相互协作，如绳子般拧在一起，推动了首个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云平台系统成功上线。最忙的时候，“大家坐在电脑前动也不动，‘见见太阳’都成了奢望”。

漫漫科研路，挫折时常有。如何逆势而行？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张献自有心得——“遇到不顺很正常，突破后，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据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显示，中距离无线充电最远传输距离可达2米，他的目标是冲破5米，达到10米。可一段时间后，实验就遇到了“拦路虎”，似乎已到传输距离的极限。他和团队从电路、磁场、能量、材料等角度做了大量分析对比，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几天后，又一次实验。无线充电系统的发射线圈突然打火，冒出了5厘米高的离子焰。他们赶忙检查，发现是量程调大了。这个看似失误的操作，让张献发现无线电能传输的功率提升了，并且完全加载到了线圈上。解决打火问题后，重新试验，结果证明，传输效果比之前上了两个台阶。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学术真是件令人‘上瘾’的事”“科研就像‘挖矿’，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哪怕周期长点，迟早有结果”……更多心声汇成一支青春之歌，向着光明飞去。

彦文娇参加第六届中日几何会议，并于2021年成为中方组委会成员

第一次跟朱有勇教授去澜沧县深山里做研究，黄惠川发现他带了一把锄头，心里不免有些好奇，院士还要亲自下地？没想到，一下车，导师就拎起了锄头，刨地、蹲下，捧起一抔土闻了闻，如获至宝地装进袋子里背回了实验室。这一幕令黄惠川印象很深。日后的科研中，他把这个习惯继承了下来。

张献曾为一组数据犯过愁：三次相同实验，三个不同结果。导师杨庆新教授得知后，叫上学生一起在实验室干到了凌晨，“第二天他还有很多校务、会议要处理”。导师的指导让张献茅塞顿开，改进数据后，一个新的结论得到证实。

“人品和学问同样重要。人品端正的人，不计较眼前利益，常有更多人愿意合作，这是更高层次的‘得’。”彦文娇在导师唐梓洲教授身上领悟了“得失观”：不陷方寸，放眼长远。

导师或科研引路人在学术造诣、师德风范、教育思想等方面对青年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王通讯认为，“导师制”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之一，“可以在学术传承中促进学生学业及个人的全面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认为：“青年毕业后10至20年内，如能得到老一辈专家的指导，走向学术研究前沿，其意义将十分深远。”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注重老中青结合，鼓励传帮带，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校企结合、中外合作，提升了人才梯队建设能力；一是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集中优势、团队攻关，在做大项目中带出队伍，让青年登上宽广平台，挑大梁、唱主角。

单位对青年的资助与扶持也十分关键。回国之初，陈焱所在学院就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没有现成实验室，学院就主动协调；个人科研经费暂时无法到位，学院就暂借给她，满足“立即开工”的需求，“不让人、财、物成为掣肘的问题”。

多年科研经历还让陈焱时常思考：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体，应该善于挖掘不同人才的专长，去除论资排辈、急功近利等陋习，逐渐弱化个人的身份标签，注重激发大部分人的创造热情。

政策的托举正在跟上。近几年，我国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专项，在不少项目申请、奖励评价中也突出了支持青年人才的政策导向。据科技部官网信息显示，“十四五”首批启动重点专项2021年指南中，有43个专项设立了青年科学家项目，约占“十四五”首批启动重点专项的80%，2021年拟支持230多个青年科学家团队。对此，陈劲认为，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团队，充分释放青年的创造热情，在科学原理发现或多技术聚合发展中有所突破，推动原创理论与技术不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