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路到汶川县，她说，人生是不能退的

程莉在茂县中国古羌城

多年以后，程莉依旧清晰地记得2003年夏季的那一天，才本科毕业的她，从上海搭乘火车出发，一路向西。她的目的地是云南省永胜县金官镇——当时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她将在那里完成一年的志愿服务，不寻常的人生路也自此开启。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雄带队送行，大家穿着统一的T恤和帽子，在月台站队，聆听出征讲话。父母和闺蜜送行，分别时抱头痛哭作一团，好似生离死别。”程莉回忆说，依稀记得三天两夜才到昆明，有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那么久的绿皮火车。

“炎炎夏日，一路黏黏糊糊、迷迷糊糊，亲身感受从一马平川，渐入地无三尺平的地界，随着进入西部地区，火车越来越颠簸。”大家来自上海不同高校，彼此都不认识，她又恰巧一个人被分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与其他同学都不在一地。昆明集中培训后，又连夜坐长途大巴盘山小路，历经十几个小时到县城。县城到工作所在乡镇，又要坐几个小时车。

程莉下乡时脚上的鞋

当年，正值国家正式实施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综合表现优异的程莉放弃了保研资格和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成为首批志愿者。人生的前22年里，她都生活在上海，这次奔赴西部，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城市，走进农村。

彼时，全国计划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在金官镇财政所服务的她被安排进行大量的调查统计工作。她走进田间地头、走进街头巷尾，用自己的眼睛和双脚丈量中国农村，一点点丰盈对国情社情的认知。

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很快结束，2007年，程莉赴往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继续深造学习。在完成课业之余，程莉还担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会“财富论坛”总导演、作为奥运志愿者服务于国家广播中心……对于人生，她从不自我设限。

在清华园求学的两年中，要论对程莉人生轨迹的影响，或当属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的一次灾区调研。震后两个月，为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开展地震灾后重建基础调研。程莉有幸参与其中，在之后十天的时间里，她深入汶川县映秀镇等极重灾区实地调研，一边完成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一边进行实地考察。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一片阴雨之中，我第一次走进汶川。折成几截的百花大桥，一片废墟上映秀小学唯一挺立的旗杆，飞天而降杵在路肩的巨大山石，横贯地面的宽大裂隙……”巨灾之下的废墟与伤痕，废墟与伤痕之上人们的绝望与不屈，都带给程莉强烈而持久的冲击。她隐约感受到了某种召唤——公民意识与家国情怀，还有服务社会的理想。

2009年的那个春夏，在程莉回忆中一定是非常明亮而热烈的。正青春而意气风发的她，即将踏上追逐梦想的旅程，化身为内心自我演绎了无数遍的“英雄”，奔向那广阔无垠的天地，放手拼搏，畅快闯荡，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紧融合在一起。毕业典礼举行完的第二天，程莉便抵达汶川报到。“没有青年的牺牲和奉献，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深为清华骄傲，我们愿意担当。”在MSN个人签名档，当时的程莉这样写道。

东临都江堰，南倚青城山，西接卧龙大熊猫栖息地，北融藏羌腹地。这里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程莉入川的第一站就在这里。她先是在汶川县委政研室担任普通干部，两个月后到三江乡，次年一月到水磨镇任职。在汶川期间，她一共在两个县级部门、三个乡镇工作过，其中水磨镇时间最长，从镇长助理到副镇长再到镇长。再之后，程莉调到茂县任职。从汶川到茂县，程莉在阿坝基层一干就是10个年头。

扎根基层的那几年里，没有什么天之骄子，有的只是“灰头土脸”的基层公务员：住的是简易房，要跑出去上公厕；因为灾后经常停水停电，洗澡和取暖都成了难事，程莉已经数不清，自己穿着羽绒服裹着被子、哆哆嗦嗦度过高海拔冬日里的多少个漫漫长夜，连续数月在炎炎盛夏每日用水只有靠自己去消防车接来维持。

“长期‘5+2’且白加黑，完全没有周末休假的概念，连续数月上班、每日持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程莉回忆说，“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更让人揪心的是，由于当地地质条件极其脆弱，尤其历经“5·12”及之后持续不断的大小余震，频发次生灾害形成更大威胁。据程莉说，除了台风、海啸等沿海的自然灾害，她经历了其他几乎所有的灾害形式，如：地震、滑坡、泥石流、高位垮塌、洪水，等等。

还有一次，突然得知领导要来视察，她虽然对汇报的内容成竹在胸，但感到形成书面文件更详细更直观。但当地又没有能够打印的门店，只好独自一人坐长途车深夜赶往成都，找到一家肯加班的店守了一夜，赶在第二天上午拿着材料回到映秀。为了加快工作节奏，程莉经常选择夜晚赶路往返县城和村镇。

还有一年，一个乡镇突发高位垮塌，一个村组几十户人家被瞬时掩埋。情况紧急，汽车开不进现场，时任茂县副县长的程莉只好提着东西半路拦摩托车深入救灾现场，头一回“反对”领导让女同志留守县城指挥部的指示，坚持在倾泻的山体下驻守，开展现场救援善后工作，带领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一起徒步翻过垮塌山体，深入灾区转移被困游客。整整72小时，不休不眠、实在累了只有随处席地而卧，更别提洗漱之类的日常需求。“那是真正的‘战斗’状态，72小时下来，人一下子就垮了。”程莉说。

这一路，确实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艰难。没有人知道，她那略显单薄的身躯里，到底潜藏着多大的爆发力和耐力。“自己选的路，咬牙爬也要爬过去”，她总是很平静地说。

茂县624山体高位垮塌时，程莉指挥转移游客。

汶川灾后重建牵动着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当时自己接触的工作平台、工作要求乃至关注度都很高。程莉说，这种特殊性，确实让困难和挑战放大和倍增，但自身的收获和成长亦同样实现放大和倍增。

在负责当地对外宣传工作期间，程莉打破常规，首次通过制作发布形象片来向外界传递来自这里的声音，让人耳目一新，该形象片也因高水准而获评全国广播电视类大奖。针对当地灾后发展的方向与定位问题，她向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提出充分发挥好灾后重建设施作用，立足震中映秀等地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发展会展业助推汶川文旅腾飞。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支持下，县级博览事务局应运而生，程莉主持新机构工作。

“我们就是在这崭新的图纸上，开始全新的工作和事业。”程莉骄傲地说。多年以来，程莉一直笃信，做势和做事同样重要，“势嘛，就是趋势、势头，做工作一定要敢于守正创新。”

在担任县博览事务局副局长主持工作期间，她不知疲倦、不懈探索，邀请咨询公司完成了极具国际视野的县级会展产业规划，还积极进行“拓网行动”，推动建立与多家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借智借力、开山劈路。

在汶川工作期间，一些重大接待任务和重要活动中，她会穿上当地独具特色的羌族服饰，当“导游”做讲解。“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就是参与创建了汶川三个4A景区、一个5A景区。”灾区第一个4A级景区创建工作，是程莉参加工作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2013年，汶川特别旅游区突破性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涵盖水磨、映秀等3个乡镇有关区域，程莉时任水磨镇镇长。

“我们一个小小的乡镇，承接的都是国家级规格的会议甚至一些国际性活动。”程莉不无自豪地说。在她看来，这不仅是对灾区重建的支持和认可，也是对他们这些常年在一线参与重建的“战士们”莫大的肯定与历练。

“2011中国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水磨镇举行时，身穿羌族服饰的程莉。

时间是最忠诚的记录者。锚定大力发展以教育、旅游、安居、生态为主的特色乡镇的目标，不过几年时间，那个曾经相对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小工业基地，一举跃迁为热门旅游胜地。

文旅经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藏富于民，而且以其开放性的产业特点，新的观念伴随着人流一同到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形中抬升了当地社会文明的水位。直到现在，提到水磨镇的城镇公共环境水准，程莉都自豪感爆棚。在她看来，这就是最有说服力也最鲜活的注脚。有一次她在与当地一村长交流时感慨，灾后重建至少让当地向前发展了30年，谁知村长信誓旦旦地“反驳”道：“你说的不对，至少50年。”

在程莉的字典里，灾区重建不仅指向经济重振、社会重整，还包括文化重生。她努力促成四川音乐学院与当地小学的培训合作，教孩子们音乐的老师有了，学生自己的管弦乐队也“活”起来了。

“要知道，那可是10多年前，只有上万人的西部边远小镇。”时隔多年，这件事带来的触动，程莉仍感受如昨。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但它作为一个标记物，提醒我们当地的精神和气质正在发生变化。

重建后的汶川水磨古镇，被联合国誉为“世界灾后重建的灯塔”，获评“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评语是：“水磨重建奇迹，为世界贡献了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创新经验”。

从毁灭走向新生，任谁都无法不被发生在汶川的奇迹所震撼。而程莉不仅见证了这一切，甚至就是这奇迹本身的一部分。她清楚地知道，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岁月，连同对责任与使命的理解，对精神与信念的体认，对勇气与自信的唤醒，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坚固而有秩序，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她自己。

程莉始终心怀改变世界、帮助他人的情结与理想情怀。她渴望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在现实的世界对别人和周遭环境能有积极的影响。也许，这正是她定义自己的方式，也是之后一连串人生选择的起点。

她犹记得那一幕。还是初中生的自己，在一个周末的午后，一口气读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热泪盈眶。贝多芬面对人生苦难与不公的不屈与韧性，对抗命运的强大意志、巨人般的坚强性格和革命理想，带给她强烈的触动和持久的震撼。在书中，作者摘引贝多芬语道：“我要证明，无论是谁，只要他的行动是善的，高尚的，他一定能靠了这些德性而当得起忧患。”译者傅雷在序言中自陈，“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

近30年后，当初的小女孩早已成长蜕变，当某一天她无意间重新翻开这本书，仍被瞬间击中。不过同样的热泪盈眶背后，已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感悟。2021年8月，当时已经在四川省发改委工作的程莉，在中组部关于国家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干部交流机制的安排下，交流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任职副区长，分管民政、市场监管、对口协作、文旅、残联等工作。

东西部的跨省调动，对程莉而言也是一次重新开始。自己也尽快熟悉融入，继续在其位谋其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十多年来，可以说程莉的思考和视野从未离开国情民需。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投入其中，安下心来，沉下心来。而对于这些一路没经历过太多磨难的年轻人来说，尤其需要磨砺自己的共情能力，“如此才能真正体会群众的疾苦、贫弱及需求，基于此的工作也才能扎实务实，也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关切。”

眼下，程莉也正在身体力行帮助当地一位特殊青年，推动落实民生实事。程莉在兔年春节走访慰问了一位困难残疾人方瑜，出生后脑瘫落下终身残疾，基本丧失正常行动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未能接受正规教育。但这位女孩坚持通过对着电视自学的方式，到十几岁时达到了阅读无障碍的程度。方瑜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用脚趾操作手机和电脑，实现交流和协作。当程莉询问她新年愿望时，她用脚趾在手机屏幕上敲出“加入作协和出版诗集”。程莉已经帮助她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更多梦想成真。

2023年初，程莉慰问方瑜。

“人生是不能退的。”这句话，程莉说给这位身残志坚的小朋友，又何尝不是说给一路风尘仆仆的自己。

那年，本科毕业，她欣然选择奔赴西部做志愿服务。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城市，走进农村。

那年，如愿清华硕士毕业，她毅然选择震中受灾的四川汶川作为基层工作的起点。之后的十多年里，她努力在这片深沉的土地上，向下扎根，向上拔节。

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程莉都大胆选择了不寻常的那一个，当然也是更难走、更难以预料的那一个。其实已经很难说清楚，想要投身公共事业的念头何以萌发、生长，但她清晰地知道，借由此径做有意义的事、奉献社会是自己诚实的理想。

一路走来，不是没有趔趄和磕绊，但她从未质疑和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这么选。”她说，“理想是我唯一不可放的东西。”

理想，就在汶川凤凰涅槃的奇迹中，就在阿坝老乡的笑靥中，就在她和同事们为之奋斗的一个个梦想中。如果问她未来在何方，程莉大概率会回答：“就在前方。”因为，“人生是不能退的。”

来源 | 清华校友总会

排版 | 常潇予

编辑 | 孙东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