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的辉煌历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此，宣传部特开辟百年党史专栏，和大家一起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

                                ——学校党委宣传统战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