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南通红色人物 | 南通寺街教育世家出了个革命烈士钱素凡

      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3月18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以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属徐州执行小组淮阴组来南通。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南通进步青年一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残酷镇压，秘密杀害了钱素凡、孙平天、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季天择、罗镇和、戴西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

钱素凡，又名钱彤，南通人。生于1912年11月。其父钱啸秋，为南通著名的教育的人士。钱素凡性情爽直，富有正义感；酷爱文艺，并有一定的学术造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的钱素凡目睹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悲愤交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因此被开除学籍。
     1933年，钱素凡入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素凡回到南通，与其他进步青年一起，组织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一师抗日义勇宣传队，宣传抗日。1938年南通沦陷后，他先后在上海通州中学、东台角斜中学、如皋潮桥商益中学任教，从事抗战教育工作。1941年回到南通城，在南通中学任教，并曾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在学校中，他一直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
     抗战胜利后，钱素凡仍在南通中学任教，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实行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极为痛恨，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共产党也有了联系。他经常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宣传和平民主，在青年和学生中颇有影响。1946年1月，钱素凡兼任《国民日报》副刊《苏北文艺》编辑，他用犀利的笔锋写出很多谴责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的进步文章和诗歌。当有人劝他少写“过份刺激”的文章时，钱素凡坦然回答:“要我写就不能限制内容!”他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文艺活动，在文艺晚会上发表热热情洋溢的演说。钱素凡的活动，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忌恨。他曾多次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以死相威胁。但他无所畏惧，大声回答“你们来好了，我等着你！”

      当时，在南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已组织起来的文艺协会群体，于3月17日上午，南通文艺协会在实验小学召开成立大会，钱素凡老师以最高得票被选为理事。……3月18日上午9点，我们就就参加了文协游行队伍，我们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这次活动，钱素凡老师也走在这队伍中，沿途高呼口号，贴标语，散发传单，有的市民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女师的，通中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集结在大码头等待准阴执行小组的到来，临近中午，毛毛细雨不停的下着，官办团体队伍多数回去吃饭了，而我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队伍，大家忍着饥饿，在毛毛细雨的寒风中，仍精神抖擞，在路边广场上开起了“文艺午会”。钱素凡老师慷慨激昂地朗诵了共产党员徐惊百的诗《颂歌》，钱健吾和陶应衍作出了《坚决等待》，歌大意是“不怕风吹，雨打，不怕肚子饿，我们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自由，等待着光明……”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与热情。……可是，当“三人小组”一离开了南通，形势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革命志士进行了血腥镇压，用极其卑劣的手段逮捕屠杀，来压制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23日晚，顾迅一、郑英年、孙日新三人首先被捕，次日被暗杀。27日，孙平天失踪，尸体在天生港附近江面浮起，全城震动。当时，我和月泉听到这消息，立刻在27日晚到聋子巷找到钱素凡老师家，告诉他这些不幸消息，希望他设法离开南通。他也了解了，可仍然很镇静的对我们说:“我不怕，我有这么多学生支持我、保护我……”谁知在4月4日晨就传出了钱素凡老师深夜在通中宿舍被国民党反动派翻墙偷袭绑架了，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抛人长江。南通惨案的发生在全国震惊。——摘自“纪念南通三一八68周年”，作者汪家珍

      钱素凡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教地理。他每次给我们讲时事，分析形势，总是含而不露地带有进步倾向，在那黑暗的时代只能如此。三一八后当发现孙平天尸体的消息一传出，马光同学和我就到教师宿舍去劝钱老师快些避一避。他说:“我不怕，有同学支持我，你们会提出抗议……。”他讲话时坚决而激昂的神情，犹在眼前。他的宿舍很小，一张小床，一个书架，一张课桌。玻璃板下还压着已在解放区的同学送给他的用木刻套印的贺年片，显然是他珍重地收藏着的。他轻轻地抽出来给我们看。说:“在那里，我还有不少学生呢!”流露着师生的情谊，和他对进步青年的赞赏。平时同学们是非常敬爱他的。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晚上，钱老师就被早已潜伏在他楼上的特务抓去杀害了。钱老师手无寸铁，不过是为实现民主自由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竟对他下了毒手。——摘自“烈士的血照亮了路——纪念南通三一八斗争40周年”，作者汪顺慈

      小姨父钱素凡在通中曾教过我地理，一上课，他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一片桑叶，然后就滔滔不绝，根本不用讲稿，当时就感到有水平。他在家中为人和蔼可亲，尽管他很忙，但只要有空总是肯陪着我玩，有时两张桌子一拼就成了台球桌，和我打乒乓；有时用纸折成飞机，在机上标有中国和日本的旗号，两头对吹，谁吹翻了就算谁输，结果总是日本鬼子输得多。在玩耍之中，他不知不觉地向我灌输了爱国的心。——摘自“四十年代的通城”，作者马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