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第一篇 | 党史改编

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了自己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

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

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您呀，就说几句嘛！”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都走吧！”记者们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您呀，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看了看女儿，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也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彭总结束朝鲜战争回国后，一直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房间颇为拥挤，因为地方不大，有时人来多了还坐不下。后来，组织上在北海后面给他找了一座房子，那楼房间又多又漂亮，环境也很幽静。一天，彭总在警卫参谋景希珍的劝说下也去看了房子，他一回来小景就问他房子怎么样，什么时候搬家，彭总摆摆手说：“不行，楼房是很漂亮，咱们住不了那么高级的房子，让外宾住比较合适，我们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听彭总这么一讲，小景心凉了半截，继续劝说彭总搬家，他说：“首长，我看还是搬好，有个好环境，对工作也有利嘛。再说，您的身体也不太好……”没等他说完，彭总就把他批评了一通：“你这个人呀，光想自己住好房子，为什么不想想老百姓呢？咱们国家解放好几年了，有些地方连吃饭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我搬进那么高级的楼房里，能睡得着觉吗？”彭总见小景有些不高兴，马上换了口气说：“小景，工作的时候要挑重担，要多做工作；生活上要少为自己打算，住房要住少的，这就叫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你想想看，我是国家领导人之一，如果我的住房太特殊了，别人就会向我看齐。群众要骂娘的。你们看，北京市的居民住的是什么房子，一个小院里挤着好几户人家。我们需要的是努力工作，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希望不久的将来，把广大群众、普通干部的住房解决好。”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一个名叫琴琴的年仅14岁的护工。她的父母在她小的时候因为没钱看病而亡。之后，无依无靠的她便被卖到地主家做苦力。地主家里的人见她年纪小，好欺负，对她是非打即骂。好在在琴琴12岁时，红军来到了她们村里。从那时起，琴琴便一直跟随着部队，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在部队里，琴琴遇到了小萧姐姐。她比琴琴大了十岁，不仅人长得清秀，而且还会识字、缝补和烹饪。她把琴琴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对待，对琴琴非常好。在空闲的时候，她经常教琴琴识字，给她讲述有关党和革命的故事。并不断告诉琴琴：“我们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党走。这样，我们才会胜利。”因此，久而久之，琴琴便对党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信仰。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琴琴所在的红军部队也收到了撤离的命令。于是，琴琴、小萧便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草地很辽阔，什么都没有。为了能够活下去，两人开始吃树皮、草根、甚至皮带，但由于长时间在人烟稀少的草地上行军，经常挨饿，她们俩早已疲惫不堪，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她俩掉队了。

夜晚，冷冽的寒风无情的打在她们的脸上、身上。琴琴依偎在小萧的身旁，缩了缩穿在破旧草鞋里那被冻的又青又红的脚趾，颤巍巍问道：“小萧姐姐，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出去呀？我好饿呀，你说，我们会不会...会不会死在这里？”说完，她小声地啜泣着。小萧把她搂在怀里，摸摸她的头道：“没事没事，我一定会把你带出草地的”此时，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凝重，仿佛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琴琴和小萧分开找吃的，可是哪有这么容易的。琴琴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正当她绝望之际，突然听到了小萧姐姐欢快的声音“我们有吃的了，我们有吃的了”。琴琴回头，看见小萧向她跑来，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喜悦，“琴琴，我给你说，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些野菜，我都把它们挖出来了。而且…”说着，小萧便神神秘秘的从腰间拿出一个口袋打开，“你看，这是什么”“哇！是麦粉，小萧姐姐，这从哪来的？”“这可是我存了好久的，就是等到关键时刻才拿出来吃的。有了这些，你一定能活着走出去。”小萧一脸郑重的对琴琴说。“嗯，我们一定可以走出去的。”琴琴开心的笑了。

 有了食物后，琴琴很开心，但同时她也发现每次小萧姐姐总是背着她，从来不和她一起吃饭。而当她问及此事时，小萧姐姐却说：“没事，我不饿，而且我这里还有呢。”说着，便拍拍自己腰间鼓鼓的布袋。除此之外，她觉得小萧姐姐最近越来越瘦了。她觉得这很奇怪。直到有一天小萧突然昏倒，她才明白事情的真相。原来她把食物几乎都留给了琴琴，而那个鼓鼓的口袋也不是什么野菜，而是一块发黑的牛骨，上面还有一些牙印。望着小萧虚弱的身体，琴琴泪流满面，心中充满着感激和愧疚。“琴...琴”听见小萧姐姐的声音，琴琴胡乱擦了擦眼泪，颤抖着手把小萧扶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我应该...是活不成了，你...你把剩下的粮食...全部带走。记住…一定要…活下去。”说完，小萧便永远闭上了眼睛。琴琴趴在小萧的尸体上，嚎啕大哭，嘴里一遍遍的喊着她的名字。但她也知道，那个永远带着笑、对她温柔的小萧姐姐不会再回来了。

 最终，琴琴靠着剩下的粮食和一定要活下去的意念成功找到了大部队，并走出了草地。她还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她仰望着天空，仿佛看到小萧姐姐对她微笑。“琴琴，快走了。”“好，马上来。”她最后凝望了一眼天空，随即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开。身后，阳光透过云层洒遍大地，她帽子上的五角星在闪闪发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它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事业，创造了无线电广播史上的奇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来的广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这其中，唐旦等几位女同志做出的巨大努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在建立广播电台的技术工作及其建成后的播音工作中,在极其困难和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坚持统一战线,以及初步奠定人民广播事业的基础、活跃人民的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和意义。

在创建电台、立址建台艰苦的过程中，广播台中几位女性和男性一起没黑没夜地工作。如军委三局九分队长傅英豪的妻子唐旦、队员徐路、黄德媛等。她们主要负责建立电台的关键———技术工作。唐旦和丈夫傅英豪曾在清华大学机电系学习，是建台人员中仅有的大学生。当时傅英豪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无线电台机务工作，而唐旦曾在《新华日报》当过报务员。他俩是由周恩来点将一起到延安参加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的。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唐旦到延安时，已经怀孕几个月，但为了早日建成电台，她没有休息过一天，孩子生下八天就送到老乡家抚养，又继续参加工作，直到 12 月下旬电台装配完毕。1940年 12月30日，窑洞里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傅英豪担任了第一任台长。1941年元旦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后，红色电波传到了较远的根据地，而较近的地方却反映听不见。唐旦和傅英豪等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改进、调试，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从 1940年 12月30日电台开始播音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旦等负责技术工作的女同志们为了使红色电波顺利传输，付出了很多心血。1941 年 4月1 日，朱德总司令前来参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称赞了她们的工作。

从 1940 年 12 月 30 日开始播音，到 1943 年3 月 8 日因故停播，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初创时期。由于延安电台设备简陋、频率较弱，所以播音工作全都由声音清晰的女同志担负。她们是当时从延安大学调来的徐瑞璋（麦风）以及姚雯，从延安女子大学调来的萧岩（常丽华）、孙茜，以及中央军委三局通讯学校校长程明升的夫人，即已加入中国籍的日本人原清子。虽然她们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却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为了使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正义之声传播到各根据地、国统区甚至国外，她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做好工作。1940 年 12 月 30 日晚上 7 点，在延安城以西19 公里的王皮湾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了第一次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播音员徐瑞璋清晰、洪亮、正义的声音响彻在中国大地，她宣布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广播电台，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可是怎么才能完成党交给的重任、做好播音工作呢？由于播音员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再加上有的来自南方，普通话说得不太标准。为了播音字正腔圆、发音正确，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仅有的一本字典就成了她们的老师。时间一长，字典都被播音员们翻烂了。她们还经常相互学习，相互纠正发音，以达到最佳播音效果，为此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为了很好地掌握稿件精神，她们拿到稿件后首先通读一遍，然后再分段重读几遍，仔细体会中心思想，注意语言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以便将稿件精神准确地传达给听众；遇到读不准的字词先划出来，然后在字典中找出正确的读音。由于当时电台没有录音设备，播音员只能对着话筒直接播音，因此很容易出差错，一旦有了差错就无法挽回。但是，播音员们在播音前认真准备，经常数次通读稿件，直到读得非常流畅，因此极少出现差错。在电台工作时间最长的播音员萧岩，“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播音，在两年多的播音工作中，竟从来没有读错过字”。这些女播音员就是靠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们的任务。

  在播音内容方面，电台初创时期，主要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电台的汉语播音稿由新华社编辑部供稿。1941 年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设了日语节目。每个星期三，播音员原清子用日语播送对日军节目，向日军官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她标准流利的语言以及正义的声音，对于瓦解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日语广播的开设，创建了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事业。播音员在直播时还唱歌，如她们演唱抗日歌曲 《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 和《大刀进行曲》等，都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八路军中，战士们在空闲时间到处都在传唱《游击队歌》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这些文艺作品不仅传播到解放区，也传播到国统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初创时期的工作意义和作用很大，尤其是女播音员们以其特有的清晰、高亢、穿透力强的声音，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播报，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贡献良多。她们的声音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声音传播到国内外，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和 激励亿万人民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对促进抗战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使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如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成为世界知名的重要媒体之一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设在清凉山，播音室设在王皮湾，播音室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没有隔音设备，新华台的同志就将边区生产的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在窑洞里堆上木炭；没有报时器，播音员就用筷子敲磁碗发出“铛、铛”的声音；没有降温设备，技术员在窑洞墙壁上凿方槽填冰块……一切因陋就简、一切为了播出。新华通讯社口播科的3位编辑围着一张四方炕桌编稿，桌中间点着一盏小油灯，他们的鼻孔被油烟熏黑。新闻稿由机要通讯员送到19公里外的王皮湾录音、播出。机要员途中遇到延河支流西河夏天涨水，就要将广播稿用油布包好，顶在头顶泅水过河。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台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到了全国各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抗战以来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继续，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仍需很大开支，恢复生产和铁路交通急需大量资金。严峻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能不能遏制涨价风潮，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面对复杂形势，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

银元之战 上海物价上涨，市民家无存粮，也无余钱，每天干一天活挣一天钱，拿着钱赶快去买粮食，但是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中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上海解放之后，在上海流通的还是银元，人民币成了辅币。人民政府掌握的三个有利的条件：掌握了农村、没收了官僚资本，变成国营经济，国营商业成立了很多专业性的公司，有商品的流通渠道。上海的银元投机市场活跃，政府打击银元的投机活动，打击地下钱庄，把银元的投机倒把的风气打下去了。让人民币流通起来，国家规定铁路、城市的公用机构都必须收人民币，税收也用人民币结算，很快人民币在全国的市场站住了脚跟。 

投机资本把投机的重点放在了生活必需品，粮、棉两方面，中财委的陈云发动粮棉之战，陈云让国营商业不抛售，等待时机，全国统一行动，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同时大量购进大量的粮食，11月25号全国统一行动，投机分子没认清形势，以为还像原来一样，拼命地吃进，不惜借高利贷，连续几天，国营企业不断往外抛售，上海粮价下跌，投机商只能贱卖粮食来还利息，但是国家把银根收紧了，所以只能继续借贷，十天的时间，把投机资本完全打垮了。这就是粮棉之战。

毛泽东说经济上的打击“粮棉之战”平稳物价，不亚于淮海战役。给予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