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共和国科学的拓荒者
开栏的话: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浙江大学开辟“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浙大人”专栏,充分发挥学校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师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坚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信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建党百年献礼。今天,我们来听王淦昌的故事。
年轻时的王淦昌
王淦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谁在当代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科学奇迹?
他们不明白,要了解王淦昌,就如同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英雄史诗,祖国的苦难和不屈的民族气概铸就了我国物理学界的一大尊师。
把科学的星辰留在浙大人心中
1937年11月,日军侵略迫使浙大师生开始向西流亡。此时,王淦昌三十岁。一年前,他受竺可桢校长邀请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他也许没想到,之后14年他将与这所学校一同在危难中颠沛求存,却栽育出一朵朵惊艳世界的科学之花。
柏林求学时的王淦昌
王淦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也是20世纪实验物理学三大女杰之一的迈特内教授唯一的中国学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王淦昌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并展示出非凡的科学见解和宽阔的实验思路。但他却毅然选择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
王淦昌随浙大途径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等地。一路上,他开设近代物理和军用物理课,即便修课的学生只有两名,他也一样认真备课、讲课并关注着世界物理研究最新动态。最终在遵义湄潭这座小山城里,王淦昌获得了宝贵的科研时间。
王淦昌在湄潭
双修寺是王淦昌每天都要去的实验室,虽称实验楼,却没有实验设施,连最基本的电都没有。理化实验缺乏酒精、烧杯,他以木炭、茶杯替代;没有高真空系统循环水流,他设法将水桶放在高板凳上,利用落差提供水流;没有电源,就利用废旧汽车的发动机来发电。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他制成的荧光粉——磷光硫化锌,却为国家填补了空白。
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单凭大脑推算写出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中微子是当时最具挑战性的物理学界难题。论文1941年在美国《物理学报》发表。次年,美国学者阿伦教授按照论文中的建议成功完成了Be7的K电子实验,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是国际物理学界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后来,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实验制造出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947年发行纪念刊《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王淦昌被列为贡献人之一。随后,美国科学家莱因思和考恩利用原子核反应堆获诺贝尔奖。
发现中微子后,王淦昌又着手寻找宇宙线粒子。由于没有加速器,连交流电也没有,他只能对宇宙线进行观测。1943年写出了论文《关于宇宙线粒子的一种新实验方法》。后来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用此法发现了π介子,获得了1950年度的诺贝尔奖。王淦昌的一生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他未间断过科学研究。
王淦昌和学生们
同时,浙大物理系在王淦昌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办得有声有色。1942年至1945年,仅在中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有50多篇。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九大城市举行公费留学生考试,物理学科取六名,天文学科取两名,浙大物理系的助教和应届毕业生就录取了三人。
由于师资紧缺,王淦昌除了教授热学和近代物理外,还为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化工系二年级的学生当年也在湄潭,他们便挤进来听课。1945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王淦昌给学生讲解原子弹的原理,吸引了更多学生转到物理系。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曾是当时的浙大学子,他后来写道:“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曾有过的讨论,以及他们激起的我对物理的热情。”
就这样,硝烟战火没有击垮浙大,王淦昌也不负重托,将探寻未知的星光播撒进了一代浙大人的心中,也一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隐姓埋名十七载
以身许国铸科技长剑
在新中国成立后七天,全国物理学会第17届年会杭州区分会在浙江大学举行,王淦昌满怀激情登台演讲,他说出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热爱,表达了愿为之艰苦奋斗的决心。此后,他以身许国的凯歌更加嘹亮。
1950到1960的十年间,王淦昌先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和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朝鲜战场上,他前去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和投掷放射性物质;在苏联,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存在的证据。
20世纪五十年代,王淦昌(左五)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研究所
1960年12月,王淦昌回到祖国。4个月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和时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要求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口信。刘杰恳切地说:“王教授,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一旦投身其间,恐怕就要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您意见如何?”
略一沉吟,王淦昌便坚定地说:“我愿以身许国!”3天后,他孤身一人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从此,在世界物理学界鼎鼎大名的王淦昌仿佛消失了。
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通信地址变成了信箱代号;他放弃了功成名就的基本粒子研究,改方向为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核应用研究;从此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从不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1976年11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迄今最大当量(5百万吨)核试验。
……渡尽劫波,核云散尽。
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人们才知道,核武器研究基地那个沉默寡言的“王京”就是王淦昌!同年,获准公开身份的王淦昌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12月,王淦昌(左)与聂荣臻(中)、朱光亚(右)在核试验基地
70年代末,原子能研究所及时开展电子束和激光约束核聚变基础性研究,为通过受控核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他因核武器研制、试验方面的工作,同时荣获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大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追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永久编号为14558的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
2017年,浙大物理系提出“在教师中树立起成为‘王淦昌’式的好老师的职业理想,把培养‘程开甲’式的卓越学子凝练成为我们的教育教学最高目标”,并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正式通过。在此理念指导下,作为浙大高峰学科及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专业,物理学的专业方向设置和培养方案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了针对性的系统优化设计。最新获批的物理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2.0基地则以“王淦昌班”命名,依托学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以期造就更多的国际一流人才和科学家。如今,王淦昌所代表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以身许国的爱国精神,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向着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更有梦想的远方,砥砺奋进!
浙大物理系
整编:周伊晨
参考资料:《王淦昌传》,郭兆甄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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