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学习笔谈④|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远东：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与鉴别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改革开放后，借着“解放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幌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时隐时现。一些人利用公众对历史真相的好奇和渴望，以历史重构、历史解读、历史解密为名“吸引眼球”，通过网络、报刊和杂志发声，“恶搞”英雄人物和革命领袖、“美化”殖民侵略和汉奸帮凶、为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是党史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翻案”。无论这些人的主观出发点是什么，这些言论客观上造成如下危害。

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五四运动后，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摸索和实践，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这些摸索与实践都遇到了挫折，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漠视了这些历史事实，故意夸大了革命的弊端，夸大了革命中的错误，把那些早就实践过并且失败了的道路视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使公众产生“革命有错”的错觉，客观上否定了中华民族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自然也否定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正确性。

其实，中华民族选择目前这条道路不是一部分人心血来潮的结果，也不是由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近代中国的客观条件决定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社会矛盾、国情社情、阶级力量等特性决定着中国走革命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否定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政党执政是要有合法性的，政党执政失去合法性就要下台。王岐山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此话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源自中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建立起的功勋和威信、得到的认同和拥护。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却意图把中共党史描述为一部黑暗、血腥、残忍的历史，贬低中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建立起的功勋和威信，否定中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得到的认同和拥护，剑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通过抹黑党的历史、党的领袖、英雄人物，进而否定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事实上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前苏联的解体有很多原因，但是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功不可没”，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一些人“兴风作浪”对民族复兴大业的冲击。

否定了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由于先进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屡受磨难但生生不息，特别是在近代避免了被列强肢解的命运，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但是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中华优秀文化的先进性，以贬低、丑化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为时髦，以吹嘘、崇拜外来文化为时尚。这些言论无疑会抹杀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动摇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走向复兴的根基，因为文化“同物质力量一起构筑一个国家崛起的基础和前提。在特定、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作为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

在党史学习中，如何区分是正常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我们认为鉴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多种手段，对史料的可信度进行分析，进而鉴别是否是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容易为公众接受。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以史料为根基”（何炳松语），史料责无旁贷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和中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都不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无论是要“重写历史”还是对历史“重新评价”，只能先通过史料去“再现”历史事实，用傅斯年的话就是“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就出十分货，没有材料就不出货。”在这里，“材料”专指史料，“货”即历史研究成果。由于史料在认识和研究历史中的基础作用，当我们遇到给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翻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时，理所当然应该关注其采信的史料可信度高低。如果某个学术研究所采信的史料是不过硬和可信度不高的，是不足于颠覆原有史料的，则该学术研究的成果肯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史料可信度的分析，可以从史料的权威性、客观性、关联性等三个方面入手。

史料的权威性

史料是“前人思想行为之遗迹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把史料分为四大类，即书报、文件、实物、口碑。显然，就同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这四大类史料的权威性是有等级之分的。在同一大类的史料比如书报中，有些史料是直接在历史事件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观察历史事件的史料，又称第一手史料，有些史料是后人运用第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又称第二手史料。同样道理，就同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第一手史料的权威性要高于第二手史料，这也是史学界讲究“史料以原始为佳”的原因。

但是在一些为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翻案”的“学术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人根本无视权威史料的存在，利用公众不知道有权威史料存在的事实，仅仅依靠若干权威性不强的史料，如传闻、传说、追记，就急于下“翻案”结论，这种做法是不科学，有“误导”公众认知的嫌疑。并不是说“权威史料”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并不是说“权威史料”的权威是永恒不变的。一些“权威史料”的记录者尽管主观上想真实记录历史，但是由于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了解深度、环境影响等等原因还是会导致记录失真，历史研究中此类记录与事实不符的案例不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不断对历史研究结论进行校正和弥补是历史研究中的常态。问题是如果发现新史料与原史料不符，又无法说明新史料拥有更高权威的，研究人员就应该向公众承认新旧史料不符的现状，找出原权威史料失实的证据或原因猜想，即使找不到原权威史料失实原因的猜想，最起码应该告诉公众有新旧史料不符这一情况存在，以便让公众掌握自己研判的主动权，自己分析判别新旧史料的权威性与可信度。

作为公众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常识：相对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史，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史特别是党史由于时间相对较近，每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权威史料，而且数量远超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如果突然冒出与历史结论不同“学术研究”成果，必须要重点关注支撑新成果的新史料与原史料的权威性孰高孰低。如果公布的“学术研究成果”中，研究者自己都回避了有旧史料存在、新旧史料权威性的比较等问题，则此类“学术研究”的成果就根本不应该被轻信。

史料的客观性

史料的客观性是研究历史事件的基础，史料的客观性决定着后人能否再现真实历史事实。众所周知，由于史料记录者的政治观点、利益冲突、亲情关系、成名需要、逃避责任等主观原因而导致史料失实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因为要排除史料的主观因素，史学家们提出官方与民间记录，本国人与外国人记录，当事人与外人记录，经意记录与不经意记录“互有长短”，后者客观性相对要高一点。也正是因为要排除史料的主观因素，史学家们还提出对史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因此在追求历史真相时，在公布学术研究成果时，研究者应该高度关注新旧史料的客观性，“必加考证功夫”，排除个人主观性，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史料的客观性还应该包括史料整理的客观性。历史事实都是“过去”的事实，研究者不在场，因此只能通过史料整理后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再现历史场景，用何炳松先生的话就是“先之以史料之收罗及考证，次之以事实之断定及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这个过程是极易产生主观性错误的。要做到客观再现历史事实，必须以第三方中立的角度，不带任何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整理和运用史料，尽量把握历史事件本质的东西。但是在一些研究者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往往犯两类错误。一是根据自己对人性和心理的理解、根据自己的政治诉求、个人立场等主观因素，随意改变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结论。史学界在这方面早就明确，历史研究可以运用心理分析法，但是由于心理分析法的弊端，心理分析法只能作为辅助研究手段使用。二是不能全面看问题、从本质上看问题，否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主流面，利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多彩性，按照自己的意图按图索骥，片面引用史料，抽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非主流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史学界也早就有定论，“即使掌握了历史每个细节的真实，未必就能把握全局的真实”，比如“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范文澜语）

作为公众，在阅读“翻案型”“学术研究”成果时，应该对研究者使用新史料的客观性、研究者在史料整理时的客观性加以重点检视，判断研究者有没有对新史料的客观性进行辩析和甄别，有没有以客观史料为依据客观再现历史事实，有没有从客观史料出发，实事求是研读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经过了史料客观性的检视，新史料才具有可信度，由新史料导出的结论才可能具有可信度。

史料的关联性

一件历史事件虽然只发生一次，但一个事件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发生的历史事件肯定不止有一个记载；“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事件系列”，历史事件不是凭空突然冒出来的，会有一系列前导事件引发，引发后还会有若干后续事件。由此史学家倡导孤证不立，比如翦伯赞就讲过：“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孤证不立是很有道理的，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就指出：“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吗？”

作为研究者，应该遵守史学界这个不成文的“公约”，一旦发现有“新史料”与既往史料不符，不应该匆匆忙忙发表“哗众取宠”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应该静下心来，收集更多的来自不同渠道的史料来印证“新史料”，如果不能找到更多的印证史料，则应该本着“孤证不立”的严谨态度将“新史料”暂时搁置直到有新的旁证出现。即使出现“新的旁证材料”能够证明“新史料”不是孤证，还要进一步考证“新的旁证材料”与“新史料”是不是来自不同的渠道。因为在史学界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某史料有误，该史料“滋生”的下一手史料“跟着”有误，表面看该史料已经有“旁证”了，但事实上该史料还是孤证。

作为公众在党史学习中，也应该了解在史学界有“孤证不立”的“公约”，一旦发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的新史料是“孤证”，没有任何其他史料可以比对与辩伪，就不应该轻信此类“学术研究”成果，防止用孤证“指鹿为马”、“以偏概全”，扭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