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扩大

朗读人：晓霞，兰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一位天津市民举着一条横幅走上了街头，横幅上写着，“告慰小平香港回家啦”。

　　一直想去香港走一走、站一站，“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到祖国的这片土地上看一看”的邓小平，没能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刻。但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让五星红旗升起在香港、澳门，让香港成为“中国香港”，让澳门成为“中国澳门”。

　　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开始重视香港问题。随着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时机也越来越近。

　　1978年4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成立。次年3月港督麦理浩初次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就向他透露了有关“一国两制”政策的要点，并说“请投资者放心”。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讲，“两国商讨解决方案必须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前提。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3年后，“一国两制”被正式提出，这个最早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构想，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框架。此后多年直至回归，“一国两制”在有关香港问题与前途的磋商、谈判、讨论中贯穿始终，甚至到交接仪式前几天，中方还在为中国国旗能于1日零时零分准时升起，与英方争夺零点前留出指挥棒一抬一落的两秒钟。

　　而在多次交锋中，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也越发清晰，连谈判对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称其为一个天才的构想。香港的基本法，更是从法律层面落实了“一国两制”政策。

　　后来，邓小平谦逊地回顾了“一国两制”的提出过程，称自己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窗口”

　　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使命似乎一开始就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身上。1975年5月2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毛泽东当时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

　　此时的香港已受英方管治130多年。而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党中央就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定。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港英政府甚至做好了一文一武两手准备，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因为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只差一点便可重新占有香港，很难想象共产党会不顾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恨，不去解放香港。”

　　但当时的人民解放军一直按兵不动，当时的司令员传话给港英政府，“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这和日后的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一脉相承。

　　“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要去谈”，可以说，在当时东西方斗争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策略。用周恩来1951年春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介绍的那样，“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港英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

　　港英政府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香港，对英国有超过3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说，当时的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到上世纪60年代，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

　　但要支持这样一个“窗口”的发展实属不易。国内各地对港澳的供应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即使在自然灾害时期与“文革”期间，内地也及时向香港提供饮水和食物。1962年，经周恩来批准，当时的铁道部和外贸部共同筹措三趟快车，向香港运送鲜活商品，一年行车364天，仅大年初一停开一天，向香港供应活猪、活牛、活羊、活鸡。据统计，1954至1963年，香港进口食品中，43％是由中国内地提供，1964至1973年这个数字变成50％。

　　来自内地的保障让这个离开祖国多年的小岛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供应之忧。到改革开放时，香港这个“窗口”很快让广东等沿海地区看到了投资、创业的机会。而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也逐渐成熟。1978年8月，邓小平让当时的港澳事务办主任廖承志向一批香港客人保证，香港可以长期保留它的现行制度。4个月后，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强去香港考察时首次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欢迎贷款。

　　“请投资者放心”

　　来自中方的诚意在持续释放，“一国两制”的思路也在日趋成熟。当麦理浩1979年把邓小平关于“请投资者放心”的意见带回香港时，英国多位大臣开始往返于伦敦和北京，进一步了解这一句话的真实背景和具体内容。

　　到1982年1月时，有关“一国两制”概念被邓小平提及，更多信息传递出来。3个多月前，叶剑英委员长向国内外公开阐释关于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政策，邓小平借此评价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

　　在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向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具体地表明态度，香港仍将是一个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将被叫作“中国香港”，但一切商业活动照旧进行。

　　这一年6月，12位香港知名人士受邀前往北京，到达钓鱼台时，才知道是要受邓小平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主任廖承志接见。当时在场的香港《镜报》杂志的创办人徐四民后来回忆，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向大家表态，决心用和平方式收回香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说出了和英方也强调过的话：“英国人要求让他们在‘97’后继续管治，希望续约。如果我们在续约上签字，我们就是李鸿章，今天谁也不肯再当李鸿章。”

　　实际上，事关国家统一的香港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

　　而英方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秘书长齐鹏飞分析，面对“九七大限”，英国香港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承受着前途无定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

　　决心让香港回家的中国政府开始了与英方的秘密磋商与谈判，这一谈就是整整两年，历经22轮，这其中包括撒切尔夫人访华。双方的两个半小时的会谈被撒切尔夫人评价为“生硬粗暴”，当时西方媒体称这次会谈是“铁娘子遇到了钢汉子”，而撒切尔夫人在会谈结束、步出人民大会堂不慎跌跤，也被当时的人津津乐道。

　　谈判的过程是艰难的，在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建议下，中方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在第四轮谈判仍没有得到进展后，当时的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

　　谈判最终在22轮后有了结果。1984年9月26日，中英代表团团长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消息传到香港后，在中区政府刊物销售处门前就有人开始排队，一个中学生排在最前面。没过多久，在他身后就排了上千人，索要《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作为嘉应商会副会长的刘宇新在得到消息后便筹备庆祝活动，找到香港客属工商界的1700人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合唱《歌唱祖国》和《我的祖国》。刘宇新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没有人会唱这些歌，这两首歌是通过新华社在广州找的。整个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晚宴，从开始到结束，只唱这两首歌。

　　“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生效，香港进入过渡期。声明附件里，写着“一国两制”方针的12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50年不变”的承诺让外国企业在香港的投资迅速增加。

　　在几天后的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他回应了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

　　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那天，“一国两制”从科学性构想开始变为现实。在当天的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向世界宣布，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这成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阐释，延续至今。而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生活方式不变”意味着“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当时有人戏称，掌管香港社会的除了港督外，还有两个无形之手：汇丰银行和马会。到香港回归时，约620万的本地人口中，差不多一半的人押注跑马。回归期间在香港采访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港记者张惠玲发现，香港回归后，跑马场中依旧“人头攒动”。

　　一位叫杨鸣的先生接受她采访时说：“我赌马10多年了，还没有过发大财的机会。不过，我们都知道，中大奖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是花钱买希望，有希望的日子，人总是开心的。”

　　“拼命赚钱、尽情享受”的香港人在1997年7月1日迎来了香港回归。漫长过渡期，见证了这里的平稳交接，也勾画出“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现的每一步。

　　好几位参与香港回归事宜的老将也在回归这一年退休，其中就包括前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这位学贯中西的老共产党员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在面对中外记者提问时总“有问必答”。在起草的4年多时间里，他反复解释“在‘一国两制’的两者关系中，‘一国’是根本，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国’，‘两制’便无从谈起”“基本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政策措施规定下来，全国都要遵守”。

　　鲁平在港澳办的下属陈佐洱回忆，当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草案被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宣布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票通过时，鲁平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使劲鼓掌，流下两行泪水。2015年鲁平去世后，儿子鲁恭在父亲骨灰龛里安放的两件陪伴物之一，就是一本中英文的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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