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资讯

【院士忆高考】走过无数人生大考的晓红姐再忆42年前的高考初心

大学作者：湖南工商大学 2021-06-08 12:11:28

编者按

又是一年高考时，每一代人的高考都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42年前，陈晓红作为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三届高考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考生，参加了那场重要的“人生大考”。今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晓红以一名高考生的身份重返改革开放后的“人生大考”，并为高考学生手写寄语，送上祝福。

“爸妈，我考上了！”时光退回至1979年的夏天，16岁的陈晓红拿到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每一代人的高考都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42年前，陈晓红作为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三届高考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考生，参加了那场重要的“人生大考”。

高考后，陈晓红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电子师资班，成为国家第一批计算机专业人才。在英特尔286、386上做实验，在路灯下苦学英语……那时的计算机专业远不像今天这么火爆，教育资源也远不如现在丰富，但陈晓红和同学们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读大学？又何谈在国家大发展时期有用武之地？”回想起42年前的那段时光，陈晓红说，那时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快乐，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努力向上的拼劲儿，那是追梦、圆梦的快乐和劲头……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院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在1979年参加高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学生，那时的高考是什么样的？

陈晓红：我们特别幸运，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三届高考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生。我记得我们当时考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还有英语。

不过我们高考的时候，计分方式很有意思。我问了好几个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同学，才回忆起来，我们的总分是500分，320分是重点线。当考生总分超过320分时，就会把英语成绩加上去；如果没超过320分，英语成绩就不加了。我的成绩超过重点线40多分，所以我的英语成绩是作数的。

我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读的高中，这所学校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跟现在的学制不一样，我们初中、高中都只读了两年。1979年的高考跟前两年高考也不太一样，1977、1978年的高考有很多“往届生”参加，而到了我们这一年，大家的年龄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都是16岁参加的高考。

虽然出生在学者家庭，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努力型选手。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整个年级有20个班，其中有两个是“尖子班”，我很幸运地成为“尖子班”中的一员，这两个班的学生基本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老师们特别认真负责。我记得特别清楚，高考第一天晚上，老师还把我们都叫回了学校，押了一些第二天可能会考的题目，让我们再做做。至于第二天老师“押”的那些题考没考，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老师们真的特别特别好，我非常感恩。

新京报：知道自己高考分数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

陈晓红：我们那时的高考总分是500分，我考了360多分，算是很高的分数了，超出重点本科线40多分，也是我们家属院里分数最高的。

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医院的传达室，传达室的医生不知道是谁的通知书，就把信封拆开了，一看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她也特别激动，一路狂奔到我家，路上不停地喊，“晓红考上大学啦！晓红考上大学啦！”等她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基本全院的人都知道了。在大家的祝贺当中，我更感到光荣，也坚定了要把书读好，不辜负大家期望，服务国家和人民。

“那会儿家长不太操心我们的学习”

新京报：家人支持你高考吗？

陈晓红：我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湘雅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所以父母对我和妹妹的要求是一定要多读书，要参加高考。但那个时候高考录取率很低，平均不到4%，所以我们非常刻苦。

但和现在很多家长不同的是，那会儿家长还不是很操心我们的学习。我父亲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母亲工作也特别辛苦，没有时间管我们学习。现在动不动就是考生家长举全家之力陪考、送考，这种条件我们那时是没有的。记得高考当天，我是早上起来自己溜达着去的考场。所以感觉那时起就已经特别自理自立了。

陈晓红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学籍信息。

记者：高中时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陈晓红：那时候我特别刻苦。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半的小房子里，即一个大一点的单间和一个小半间。整栋楼的厨房就在我家卧室后面，常常会排油烟，也有人大声吵闹。就在那个时候，我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习惯，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都能聚精会神地学习。

高二开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学习到12点多，早上很早起床。父母工作忙，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做饭、洗碗、做家务。那时的交通也不比现在，我每天中午要走回家吃饭，大概要走半个小时，走在路上，我都在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能挤出更多时间学习。

选择计算机专业，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记者：是怎么选择的学校和专业？

陈晓红：在专业的选择上，我的父母出于对自身工作的喜爱，也曾有过“纷争”，我父亲希望我报考中南矿冶学院，而我母亲希望我学医。

最后，我还是听了父亲的话，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我的第一志愿是电子师资班，第二志愿是地质。其实我当时对地质特别感兴趣，但最后还是被电子师资班录取了。

实际上，这个专业当时是按照计算机来培养的，我们也很幸运，成为国家第一批计算机专业人才，可以说，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事实证明，父亲当时给我作出的选择参考是非常有远见的。

记者：您硕士从工学转到管理学，为什么选择跨专业？

陈晓红：大学毕业后，我考研考到管理科学工程，是我们学校管理系新成立的一个专业，系主任是从英国回来的老教授，他和我说，国家有大量的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计算机和管理的融合，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到企业的发展，我们搞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可以代替传统的手工管理。现在很多对企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管理理念、模式，却是当时那代人努力传播先进管理理念和知识才打下的基础。

我们那时候搞研究，和现在不一样，我们要花大量时间，去企业里摸爬滚打，搞决策系统的开发、财务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等，这些完全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的硕士论文也完全不是在宿舍里闭门造车，而是紧密结合实际操作，把整个系统开发出来，然后再写成论文。我当时设计的就是把学校的财务系统由手工记账变成计算机记账，通过研究和实施，这个设计很快变成了现实。

我的博士生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度过。当时，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包括基础设施、管理理念等，特别是日本那时就有了24小时便利店、“新干线”等等。我想，如果把这些管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国多好。所以，毕业后，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效力。

记者：大学里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

陈晓红：回忆起大学时光，只记得那时大家特别爱学习。那个时候计算机专业远不像今天这么火爆，整个学校计算机都没有几台，机型都是英特尔286、386等，比较老旧。那时，我们就在这些机器上完成大量的计算、实验。

我还记得大家在路灯底下拿着书学英语。那时，不管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还是城市里的孩子，大家英语口语水平都很一般，我们就坐在路灯下听英语广播，跟着收音机重复读、大声读。

现在的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我们那时的学习资源少，但因为学习机会特别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有时候，大家一学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好像也不知道累，晚上有时学习到很晚才回来，也不觉得害怕。现在回想起来，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状态，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这种状态对我影响很深，我至今仍感觉这种激情和动力在心中涌动。

不只是女性，每个人都该平衡好事业和家庭

记者：作为女性，在从事科研时有哪些优势？

陈晓红：网状思维，更精确细腻的感悟力、判断力，以及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执着，这些都是女性从事科研的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科研拼的不是体力，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女性脱颖而出。所以，女性要突破社会固有的观念，不要自我否认，认为自己就该结婚、生子，以家庭为重。相反，女性同样应该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贡献。

我在中南矿冶学院就读时，我们那届大概1100个学生，其中，女生只有100人左右，男女比例高达10:1。女生在校园里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女生宿舍周围还建起“围墙”，保护我们这些女同学。但也很巧，我们那届出了两个院士，一个是我，一个是黄小卫，我们都是女性。

现在，我也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科研事业中。特别是高校中做科研的70后、80后、90后女性，她们都很厉害，不光会读书，情商也高。在我看来，女性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对自己实行高要求，去做他人之榜样，去引领。

我在生女儿的前十天，还在深圳出差，从事深圳期货交易所的系统开发，甚至生女儿的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做实验。生完女儿七天后，我就开始参加会议，一个月后，又开始出差。

我属于做事效率很高的人，尽可能地利用好宝贵的时间多做事。我想，如果一天能干两天的事，就相当于多活了一辈子。我也许是特例，但我想说的是，在科研上、在事业上，女性一样可以自强自立、自尊自爱。当然，我也不鼓励女性为了事业放弃家庭，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目标。不只是女性，每个人都该平衡好事业和家庭。

记者：又是一年高考时，你最想对今年的考生说些什么？

陈晓红：现在的学生拥有各类学习资源，但丰富的资源有时也会带来思维的懒惰，容易迷失自己。我们那时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希望如今的同学们为中国成为世界科技的强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努力奋斗，也希望同学们都能拥有家国情怀、仁爱之心，不负青春，努力追求梦想，拥抱青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