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向春晖丨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他们在沪江园播撒革命的火种（上）

演讲，是沪江时期校园文化的一道绚丽风景。彼时的演讲有学生年级代表的年度演讲、化装演讲（类似话剧团）、即兴演讲等各种类型（由学校档案馆编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收入了诸多演讲稿，分为教育、社会等6个篇章，可资参考）。五卅运动时期学校学生自治会还特地成立演讲部，组织爱国学生到校外各处演讲；校方或学生自治会还邀请社会名流前来演讲，这些活动和演讲内容在不同阶段的学校校刊《天籁》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就有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的演讲稿，委实珍贵。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秘密护送陈独秀出北京，在途中共商建党大业，史称“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返回上海后，陈独秀在会见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时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油画）

3月24日下午1时，陈独秀应沪江大学之邀，前来演讲《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天籁》（即《沪江大学月刊》）第9卷第4期（1920年4月初出版）“校闻”刊登了此消息：“先生之道德学问，素为我人所钦仰。今更得聆其名论，皆以谓荣幸云。”

沪江校园风貌（约上世纪20年代）

陈独秀在演讲开头解释了“新文化”的概念，接着讲述新文化的内容，即科学、宗教、音乐和美术等。他认为，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他进一步说明：“科学和智识，对于人生是不足够的，必需要宗教，以扶助人生的本能。” 此番言论让到场的师生听了松了一口气，而且初步了解“新文化”并非是“洪水猛兽”那样狰狞可怕。

在演讲的后阶段，陈独秀将调子拔高，把矛头直接对准劳资冲突——阶级斗争的现实问题。他认为，要使资本家知道劳动者也是人类，并不是牛马；也要使得劳动者知道，“他们不当专受资本家压束的”。这种启蒙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组成部分。陈独秀在沪江园演讲的2个月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2个月后，沪江师生又在学校礼拜堂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

当时的礼拜堂位于思晏堂

东侧二楼、三楼的位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孙中山即指示邵力子（时为复旦大学国文教员、兼任《民国日报》主笔）向复旦学生演说，激起全体同学群情沸腾，当场决议：联合上海各校通电营救北京被捕学生；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然而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却限制学生加入学联，不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

这一状况引起了孙中山的担忧。作为基督徒，他对于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们寄予厚望（基督教青年会是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全球性社会服务团体，在约110个国家有青年会组织。上海青年会创立于1900年，其成员不受信仰约束，因此大多不是基督徒。上海青年会成员组织和参与了中国许多社会改良事业和运动，在救亡运动中也作出过特殊贡献——编者注），认为他们是应该争取的革命力量，并且在各种场合的演讲时，严厉批判青年会成员中“不问政治”的潮流。

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

之后的1920年5月25日晚，在沪江大学所作的主题为“中国之再造”的演讲中，孙中山呼吁青年关心政治，担负起国民的责任。他指出：“近时中国流行一种毛病，就是人人‘避嫌疑、避责任’。这句话是从哪里生出的？很不明白了，但望诸君不要被这一句话蒙蔽，放弃了责任。”他凭着深厚的英文功底，分析了Politics的双重含义，即“家庭的是非”与“国家的政治”，指出留学欧美学生注意到Politics只是“是非”的解说、“党争”的解说，却不知道中国“政治”的意义与“是非”“党争”两解说完全不同。这“对于中国前途，很是危险啊！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讲政治呢”。

最后，孙中山大声疾呼：“诸君已有了好机会，将来学问成就，要担国民的大责任，做了普通人民的模范，代四万万人谋幸福，使中国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诸君呀！起来担责任呀！”

孙中山的“学术勋业”，久为沪江“同学所景仰。此次得一观颜色，亲聆教训，咸以谓莫大之幸”（《沪江大学月刊》第9卷第6期“校闻”）。他这次充满激情的演讲感染了在场的沪江青年会成员以及其他学子，其中就有赶来听讲的东吴二中学生贺威圣（贺威圣1902年生，1923年考入沪江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建浙江象山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1926年遇害——编者注）。贺威圣很受鼓舞和振奋，当场向孙中山阐发自己的见解，深得孙中山的赞许。他后来回忆说：“这次见面，使我深刻认识到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位最智慧、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且是最勇敢、最能干的实行家。”